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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贞操论》及其他 作为一代思想启蒙者，周作人们的关注点，自然不止于文学。他们要从西方引入的，更是新思想，新道德。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4卷4号的周作人的译作《贞操论》，则表现了周作人的个人特(se-dangjin)——他最感兴趣的，始终是性道德问题与妇女问题。 周作人在《译者前言》中高度赞扬原作者与谢野晶子“是现今第一流女批评家，极进步，极自由，极真实，极平正的妇女”，表示“我确信这篇文章中，纯是健全的思想”，是正需要的“治病的药”：周作人似乎还很少用这样极端的语言，这自然是表示了他对《贞操论》一文的倾心的。 也许是《贞操论》宣布的新的两性道德观深深地吸引了周作人：夫妻之间仅有“性交”的“接续”，“精神上十分冷淡”，“又或肉体上也无关系，精神上也互相憎恶”，这样的没有爱情的婚姻和夫妻关系是不道德的；而“人心不能永久固定，恋爱也难免有解体的时候，就是用热烈的爱情结合的夫妇，未必便能永久一致”，“在这样的（新的）夫妻关系上，结婚这形式，便毫无用处。爱情结合，结了协同关系；爱情分裂，只须离散”——它不仅宣布了以“没有爱情”为主要特征的zhongguo传统婚姻的不道德性，而且公开承认了解除不合理的传统婚姻关系的合道德性，从而确立了“结婚与离婚自由”的原则。这是被压抑的、渴求解放的zhongguo妇女的福音！这是一切在传统婚姻枷锁下痛苦挣扎着的zhongguo人的福音！ 周作人翻译的《贞操论》一发表，zhongguo的舆论界，思想界，文化教育界，无不为之震动。首先起来响应的是胡适。他在是年7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5卷1号上发表《贞操问题》一文，热烈地赞扬《贞操论》的发表，“这是东方文明史上一件极可贺的事”。胡适显然看出它在婚姻关系这样一个有关“人”的生命及“人生”的根本问题上所具有的革命意义：这是一个终于找到的缺口，由此可望导致整个封建lunli体系的崩溃。为扩大战果，胡适又抓住北洋军阀zheengffuu刚公布的所谓《中华民国褒扬条例》，不失时机地提出：“贞操问题中，第一无道理的，便是这个替未婚夫守节和殉烈的风俗”。鲁迅也立即与之配合，在《新青年》5卷2号发表《我之节烈观》，明确提出了“自他两利”的新的道德原则，大声疾呼：“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痛苦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这是新文化战线上一次非常漂亮的联合作战，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五四文化革命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8年9月，周作人又在《新青年》5卷4号上发表《随感录·三十四》①，系统地介绍了英国凯本德（Edward Carpenter）著《爱的成年》一书，对妇女解放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周作人完全同意凯本德的观点：妇女的解放，“必须以女子经济独立为基础”，因此，“女子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gongchan制度为基础；只有那种制度，能在女子为母的时候，供给养她，免得去倚靠男子专制的意思过活”。在这里，周作人从妇女解放的角度公开表示了对“社会的gongchan制度”的同情②，自是别有一种意义。同时，周作人又十分重视凯本德关于“以自由与诚实为本，改良两性关系”的意见，反复强调“人类的身体和一切本能欲求无不美善洁净”。在周作人看来，妇女的问题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比前者更困难，也更重要③。这构成了周作人独特的妇女解放观。 ①后收入《谈龙集》时，改题为《爱的成年》。 ②当时，周作人及同时代人对“gongchan制度”的理解带有很浓厚的乌托邦成分。详见下文分析。 ③周作人的这一思想在五四以后，有进一步的发挥。如指出“女子的这种屈服于男性标准下的性生活之损害决不下于经济方面的束缚”，（《北沟沿通信》）强调“两性的性欲的差异，男子是平衡的，女性是间隙的，……要实现这个结婚的爱，便只有这相互的调节一法，即改正两性关系，以女性为本位”（《“结婚的爱”》）。 1919年初，周作人在翻译了契诃夫的短篇novelxiaoshuo《可爱的人》以后，又对契诃夫、托尔斯泰之间的一场争论感到了兴趣。契诃夫novelxiaoshuo塑造了一个只知依赖丈夫而失去了自己独立性的妇女形象，称之为“可爱的人”，显然含有嘲讽与怜悯之意，这却引起了托尔斯泰的批评，认为novelxiaoshuo女主人公恪守“爱男人，生儿育女”的本份，不应受到指责。俄罗斯两位文学巨人的争论反映了两种对立的妇女观；周作人则毫不犹豫地站在契诃夫这一边。他指出，妇女“对于丈夫儿女，是妻是母”，但“对于人类是个人，对于自己是‘唯一者所有’。我辈不能一笔抹shaa了伊的‘人’，伊的‘我’，教伊做专心奉事别人的物品”。周作人并宣布了他的理想：“希望将来的女人”“成为刚健独立，知力发达，有人格，有自我的女人，能同男子一样，做人类的事业，为自己及社会增进幸福”，“必须到这地步”才“真贯彻了人道zhuyi”。把对妇女“人”的地位的确立，独立“个性”的确认，作为人道zhuyi的重要内容，这同样反映了五四人道zhuyi的时代特(se-dangjin)：在五四，人的发现与妇女的发现、儿童的发现，以及下层人民的发现，几乎是同时的①。 ①五四以后，周作人对他的妇女解放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强调“女人是人”，具有与男人一样的独立性与尊严的同时，又强调“女人是女人”，指出：“现代的大谬误是在一切以男子为标准，即妇女运动也逃不出这个圈子，故有女子以男性化为解放之现象”。（《谈虎集·北沟沿通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