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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新纪元”的工作 1918年4月19日，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novelxiaoshuo组作了题为《日本近30年novelxiaoshuo之发达》的讲演①。除概括介绍了日本novelxiaoshuo发展的历史外，他反复强调一点：“zhongguo讲新novelxiaoshuo也20多年了，算起来却毫无成绩”，其原因是“不肯自己去学人，只愿别人来象我，即使勉强去学，也仍是打定老主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们要想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个榜样”，结论是：“目下切要办法，也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国著作”。这一番话，具有某种纲领性：周作人这一代人在拒绝与否定他们的前辈——梁启超、林纾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的同时，作出了自己时代的新的战略选择：从全面、充分地翻译、介绍与研究外国著作入手，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②，以此作为zhongguo现代文学革命的突破口。 ①讲稿载《新青年》5卷1号（1918.7.15出版），后收入《艺术与生活》。 ②鲁迅：《坟·看镜有感》 因此，周作人《新青年》时期的文学活动以希腊“古诗今译”为开端，他首先以杰出的翻译家身份出现在五四文坛上，这都不是偶然的。据周作人介绍，《古诗今译》及题记都经过鲁迅修改；那么，《古诗今译·题记》所提出的翻译观，可以视为他们的共同宣言—— 什法师说，译书如嚼饭哺人，原是不错。真要译得好，只有不译。若译它时，总有两件缺点，但我说，这却正是翻译的要素。一，不及原本，因为已经译成zhongguo语。如果还同原文一样好，除非请谛阿克列多思学了zhongguo文自己来做。二，不象汉文——有声调好读的文章——，因为原是外国著作。如果用汉文一般样式，那就是我随意乱改的胡涂文，算不了真翻译。 这宣言显然是针对林纾的。正象周作人在另一篇文章里所说，林纾这类翻译名家“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作班马文章，孔孟道德”，不过是“抱定老本领旧思想”而已①，而周氏兄弟强调“不象汉文”，即是试图通过翻译，输入与zhongguo传统异质的新的思维方式与新的语法、词汇，以弥补zhongguo思维、语言不精密的不足。周氏兄弟著名的“直译”法即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产生的②。尽管对于“直译”法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周氏兄弟在翻译、介绍外国著作时，首先着眼于思维与语言，强调zhongguo传统思维方式及语言的改造，这是别具眼光的。 ①周作人：《安得森的“十之九”》，载《新青年》5卷3期。 ②周作人在1918.11.8答某君信中对他与鲁迅的直译主张作了这样的概括：“我以为此后译本……应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象中，西不象西’，不必改头换面”（载《新青年》5卷6号，文题为《汉字改良与礼教》）。 周作人1918年1月至1919年12月间翻译novelxiaoshuo后来集为《点滴》一书①。全书21篇作品中，俄国与波兰、南非、匈加利（今译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文学作品占70％以上，其中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可爱的人》、库普林《晚间的来客》、安特莱夫的《齿痛》，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酋长》等在五四时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周作人此时热衷于介绍俄国与被压迫民族文学，可以说是一种自觉的努力。他在《文学上的俄国与zhongguo》等演讲里，曾一再强调“zhongguo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②，“背着过去的历史，生在现今的境地，自然与唯美及快乐zhuyi不能多有同情”，“我相信人生的文学实在是现今zhongguo唯一的需要”③。但周作人理解的“人生的文学”，是贯注着人道zhuyi精神的。因此，他在为《点滴》所作的序里，曾将此书（也即周作人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的特点归结为“直译的文体”与“人道zhuyi精神”。特别有意思的是，周作人强调“一个固定的模型底下的统一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堪的”，他提倡的是“多面多样的人道zhuyi的文学”，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学”。因此，周作人对于作品的选择，是不拘一格的，译了人生观绝不相同的梭罗古勃与库普林，又译了对于女子解放问题与易卜生不同的斯忒林培格。这表现了五四那个时代及周作人个人开放的眼光与宽容的心态，是以后时代的人很难企及的。 ①《点滴》1920.8北大出版社初版。1928.11.改由开明书店出版，书名改为《空大鼓》，内容也作了一些调整。 ②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文学上的俄国与zhongguo》 ③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新文学的要求》 周作人在每一作品后面，常用“译者附记”的形式，简要地写出他对作品的评价，其艺术感受之精微，审美趣味的宽泛，是令人叹服的。这里姑举几例—— 梭罗古勃以“死之赞美者”见称于世，……然非丑恶可怖之死，而为庄严美大的衣之母，盖以人生之可畏甚于死，而死能救人于人生也①。 ①俄梭罗古勃《童子林之奇迹》译者说明，载1913.3.15《新青年》4卷5号。 其艺术以求诚为归，故所谓自白，皆抒写本心，毫无粉饰，……对于世间，揭发隐忧，亦无讳忌②。 ②瑞典斯忒林培格《不自然的淘汰》译者前记，载1918.8.15.《新青年》5卷2号。 叙事和言情，无不美妙，写民间忧患这几篇尤好。事多惨者，然文章极奇诡，能用轻妙诙谐的笔，写他出来，所谓笑中有泪，正如果戈理一般③。 ③波兰显克微支《酋长》后记，载1918.10.15《新青年》5卷4号。 这些，自然都是周作人作为翻译家对于翻译对象的独特发现，同时也是对于读者的积极引导，周作人显然希望把正在学步的zhongguo新文学引向多元化的自由发展的道路④。 ④后来，周作人更在理论上明确提出要做“古今中外”派；他说：“我不相信艺术上会有一尊，或是正统，所以不但是一人一派的主张觉得不免太隘，便是一国一族的产物，也不能说是尽了世间的美善，足以满足我们的全要求”。（《现代novelxiaoshuo译丛序言》）周作人的翻译范围也日趋广泛，他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酝酿兴起的西方现代zhuyi文艺思潮及创作，表现了特殊的关注，最早介绍了波特莱尔、果尔蒙等法国象征派诗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另一面，周作人也是在通过翻译发现与表现自己。人们很容易就注意到，无论在翻译对象的选择，还是译者附记中的表白，都常流露出其他历史时期少有的“亮(se-dangjin)”。例如，周作人在《点滴·后记》里强调所选作品的共同倾向：“无论乐观，或是悲观，他们对于人生总取一种真挚的态度，希求完全的解决”；在《皇帝之公园·后记》里，周作人更以赞赏的口吻肯定了俄国作家库普林“颇近乐观”的人生理想：“将来有一个时候，世上更无主奴，无损伤残疾，无恶意，无恶行；无有哀怜，亦无有怨恨，人人都是神，……自由高尚的爱成为世界的宗教”；在《铁圈》后记里，周作人又这样反驳梭罗古勃的悲观zhuyi与虚无zhuyi：“我的意见，不能全与著者相同，以为人的世界究竟是在这真实的世界一面，须能与‘小鬼’奋斗，才是唯一的办法”。这些，固然是五四理想zhuyi、乐观zhuyi时代精神的折射，同样，也是折射了周作人主观心灵世界的：他从来没有象五四时期这样，沉湎于理想的追求，并采取了如此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时代与周作人本人，都进入了历史的青春期。 1919年12月，《新青年》6卷6期发表了钱玄同《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的通信，文章提到周作人的翻译工作时说：“周启明君翻译外国novelxiaoshuo，照原文直译，不敢稍以己变更。他既不愿用那‘达诣’的办法，借外国人学zhongguo人说话的调子；尤不屑象那‘清室举人’的办法，叫外国文人都变成蒲松龄的不通徒弟，我以为他在zhongguo近年的翻译界中，是开新纪元的”。——周作人的翻译贡献，终于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①。 ①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zhongguo之文学》里，认为1918年的文学革命，在建设方面，有两件事可记，一是“白话诗的试验”，二是“欧洲新文学的提倡”，后者以“周作人的成绩最好。他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保全原文的文法与口气。这种译法，近年来很有人仿效，是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