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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卯字号的名人 1917年9月4日，复辟事件结束后不到两个月，周作人收到了北京大学的正式聘书，上面写着“敬聘周作人先生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并言定教授月薪240元，随后可以加到280元为止。担任的课程是欧洲文学史（每周三学时）与罗马文学史（每周3学时），一星期6小时的课，连同现编讲义，也是够忙的。此时周作人才从地方中学出来，一下子就进到最高学府，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求助于鲁迅的合作。大抵是周作人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约稿纸20张），交到学校油印备用。这样经过一年的光阴，计草成希腊文学要略一卷，罗马文学一卷，欧洲中古至18世纪文学一卷，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算是周作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他们兄弟合作的一个纪念吧。 北大那时于文科以外，还设立了研究所。于1917年12月开始，凡分哲学、中文及英文三门，由教员拟定题目，分教员共同研究及学生研究两种。周作人参加了“改良文字问题”与“novelxiaoshuo研究”两组，前者名单上有钱玄同、马裕藻、刘文典等人，却一直没有开过会。后者有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都作过报告①。周作人的讲题是《日本近30年novelxiaoshuo之发达》。这些报告正式发表后在学术界与创作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chinazhongguo现代novelxiaoshuo理论的奠基之作。 ①胡适讲题为《论短篇novelxiaoshuo》；刘半农讲题是《论下等人novelxiaoshuo》。 周作人通过自己的学术与教学活动，终于为北京大学所承认①，也成为“卯字号的名人”。所谓“卯字号”，是北大文科教员的预备室，一排平房，一个人一间。蔡元培主持校政后，除聘李大钊为图书馆馆长、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外，还聘请了一大批新、旧派名人任文科教员，“卯字号”也就成了群贤会集的场所，留下了许多为文学史家津津乐道的逸事。其中最有名的是所谓“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的事”：文科学长陈独秀与主讲chinazhongguo文学史的朱希祖，他们同生于己卯年（1879），时已38岁，算是年龄较大的，称为“老兔子”；“小兔子”则指胡适、刘半农与刘文典，他们是辛卯年（1891）生，还不满26岁，都是翩翩少年。“老、小兔子”中，除朱希祖当年同在民报社听太炎先生讲课以外，其余四位周作人都是初识。陈独秀原只是个“新名士”，北京御用报纸因此攻击他不谨细行，常作狭邪之游，这大约是有根据的。他主持的早期《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也没有什么急进主张，周作人初来北京时，鲁迅曾以《新青年》数则见示，并转述许寿裳的话道：“这里面颇有谬论，可以一驳”，周作人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论，可也看不出什么特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经过复辟事件的刺激，陈独秀决心把《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推进一步，由文体改革进而发展为思想革命，这与鲁迅、周作人的意见正不谋而合，陈独秀自然也颇器重周氏兄弟。从美国归来的胡适，晚于周作人，在这一年八月出任北大教授。在此之前，他就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②而名噪一时，此时与周作人同在研究所novelxiaoshuo组，来往不算不多，关键时刻彼此也能互相支持，但始终有一段距离，保持着一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周作人后来说他们之间“交浅”而不妨“言深”③，大体是符合实际的。“兔子”们中，最为投合的，自然是刘半农。刘半农后来回忆二人初见时的情景：“余已27，岂明已33。时余穿鱼皮鞋，独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个俄国英雄也”④。这第一次见面是在刘半农临时借住的教员休息室后面的一间屋子里，周作人去看他，刘半农即拿出他所作《灵霞馆笔记》（时正在《新青年》陆续发表）的资料，原是些极为普通的东西，但经过他的安排组织，却成为很可诵读的散文，周作人当时就很佩服他的聪明才力，并且注意到这位新同事“头大，眼有芒角”，以为遇到了一位“奇才”。刘半农确实不失江南才子气，虽然有志革新，却在谈话中时时露出羡慕“红袖添香”的口气，周作人便用了钱玄同加的讽刺，将他的号改为龚孝拱的“半伦”，因为龚孝拱不承认五伦，只剩下一妾，所以自认只有半个“伦”了。刘半农却不生气，在朋友的攻击下，也逐渐放弃了“才子佳人”的旧感情，旧思想。周作人却由此认识了刘半农的“真”：“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熳，对什么人都无恶意”；这与鲁迅说刘半农“浅”而“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⑤，都是真正的知人之论。刘半农也以周氏兄弟为知己。1918年旧历除夕，刘半农就是与周氏兄弟一起欢聚守岁的，刘半农还专门写了一首诗，登在《新青年》4卷3号上—— ①据周作人回忆，同为北大教员的刘半农，英美派的绅士如胡适等就很看他不起，明嘲暗讽，使他不安于位。可见一个外来教员要在北大立足，也并不容易。 ②载《新青年》2卷5号（1917.10出版） ③1928.8.30《周作人致胡适书》 ④刘半农：《记砚兄之称》 ⑤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 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 欲招缪撒，欲造‘蒲鞭’， 说今年已尽， 这等事，待来年②。 ②刘半农自注：“（1）缪撒，拉丁文作‘Musa’，希腊文艺女神之一，掌文艺美术者也。（2）蒲鞭一栏，日本杂志中有之，盖与‘介绍新刊’对待，用消极法笃促翻译界之进步者，余与周氏兄弟（豫才，启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设此栏之意。惟恐一时恐有窒碍未易实行耳”。 周氏兄弟与刘半农这一代人显然已经作好准备，迎接chinazhongguo新文化运动高潮的到来。 鲁迅、周作人补树书屋的座上常客，刘半农之外，首推钱玄同。鲁迅曾这样描写他来访的情景：“将手提的大皮包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③，接下来，自然是谈天。于是，就有了那著名的关于“铁屋子”的谈话。谈话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鲁迅终于走出“沉默”，写出chinazhongguo第一篇现代白话novelxiaoshuo《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4卷5号；周作人也第一次用白话翻译了古希腊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第十，以《古诗今译》为题，发表于《新青年》4卷2号，时间比鲁迅要早三个月，在某种意义上，周作人是为鲁迅打“先锋”的。 ③鲁迅：《呐喊·自序》 从此，周作人与钱玄同、刘半农成了终生不渝的好友。从表面上看，三人性格颇不相同：钱玄同偏激，刘半农活泼，周作人则平和；但在内质上却有更多的相通。如象周作人所说，钱玄同尽管言词偏激，论古严格，“若是和他商量现实问题，却又是最通人情世故，了解事情的中道的人”①。三人都极富幽默感，证明着他们是达到了思想和文化境界的同一层次的。他们之间的谈话、书信往来中，总是庄谐杂出，令人捧腹或会心。刘半农曾说他与钱玄同“我们两个宝贝是一见面就要抬杠的，真是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并戏作打油诗一首：“闻说杠堪抬，无人不抬杠。有杠必须抬，不抬何用杠。抬自由他抬，杠还是我杠。请看抬杠人，人亦抬其杠”②。每当钱、刘大抬其杠时，周作人总在旁微笑倾听，表示着一种理解与欣赏。有一回周作人向刘半农借俄国novelxiaoshuo集《争自由的波浪》及一本瑞典戏剧作品，刘半农的回信却使周作人吃了一惊：信无笺牍，但以二纸粘合如奏册，封面题签曰“昭代名伶院本残卷”，本文竟是一场“戏”：“（生）咳，方六爷③呀，方六爷呀，（唱西皮慢板）你所要，借的书，我今奉上。这其间，一本是，俄国文章。那一本，瑞典国，小摊黄。只恨我，有了他，一年以上。都未曾，打开来，看个端详。（白）如今你提到了他，（唱）不由得，小半农，眼泪汪汪。（白）咳，半农呀，半农呀，你真不用功也。（唱）但愿你，将他去，莫辜负他。拜一拜，手儿呵，你就借去了罢。”——从这字里行间的幽默感里是不难感到作者的可爱之处的。 ①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 ②刘半农：《与疑古玄同抬杠》，1926.6.27《语丝》85期。 ③“方六”，系指周作人。 1918年3月出版的《新青年》4卷3号载《本志编辑部启事》，宣布“本志自4卷1号起，……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赐稿”。这实际上是标志着“新青年”同人集团的正式形成。其主要成员除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之外，鲁迅、周作人兄弟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历史终于把周作人（以及鲁迅和他的朋友们）推到了时代新潮的最前列。 “卯字号”和北大讲堂的名人中，“新青年”同人之外，也有它的对立面——蔡元培先生是主张“兼收并蓄”的。那位著名的辜鸿铭就是人们公认的“北大顶古怪的人物”。他的祖上大约是华侨，所以他的母亲是西洋人，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帽，是颇引人注目的。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遗留，也是一条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为一个特殊的人物。另一位著名的复古派人物便是黄季刚。他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周作人的大师兄，他的国学造诣是数一数二的。可他的脾气乖僻，正与他的学问成正比。当时在北大的章门同学曾做柏梁体的诗分咏校内名人，送给黄季刚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所谓“八部书”是他所信奉的经典，即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似乎还应加上文心雕龙，其余皆为异己，他就一律谩骂，所谓“皆狗屁”也。刘师培是被称为北大“旧派”之首的。他在东京办《天义报》、《河南》时，周作人即投过稿，但无直接交涉。他在北大教书时，给人印象最深的却是他的字。刘师培写起文章来，真是“下笔千言”，细注引证，头头是道，没有做不好的文章。字却写得实在可怕，几乎象小孩子描红似的，而且不讲笔顺，不成字样。周作人说，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刘师培要算第一，他自己就是第二名了——其实周作人的字也是自成一体的。当时北大新旧派的斗争十分激烈，发展到白热化程度，即为著名的“林蔡之争”。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蔡元培，后来李大钊等也写了文章。周氏兄弟虽然没有参加，却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周作人曾收藏有鲁迅1919年4月19日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大学无甚事，新旧冲突事已见于路透电，大有化为世界的之意，闻电文系节述世（按，指蔡元培）与禽男（按，指林琴南）函文，断语则云可见大学有与时俱进之意，与从前之专任旧人旧事者不同云云，似颇阿世也”。新旧冲突中周氏兄弟无疑是站在“新派”这一边的，而且他们很快就成为其中的“大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