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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起怀旧之思” 1914年1月，周作人在他主持的《绍兴县教育会月刊》4号上发表了“启事”，征求绍兴儿歌童话，其文曰—— 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即大人读之，如闻天籁，起怀旧之思。儿时钓游故地，风雨异时，朋侪之嬉戏，母姊之话言，犹景象宛在，颜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可亲，亦一乐也。第兹事体繁重，非一人才力所能及，尚希当世方闻之士，举其所知，曲赐教益，得以有成，实为大幸。 这是周作人将儿童文学的研究与乡土风俗的调查结合的一次尝试。实际上，早在1912年周作人归国初期已开始了民歌、儿歌的搜集①。阐扬家乡文化的课题，更是在日本时期就已经提出的，所谓“吾言爱国，必自爱乡始”②，构成了民族zhuyi、复古zhuyi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周作人自然是早已跃跃欲试的。但真要认真实行起来，却注定要碰壁：因为在这动荡的年代，一般人很难懂得这类文化基本建设工作的意义，一些徒作空言的“革命者”更不屑一顾。周作人“启事”登出后，响应者仅一人③，算是聊胜于无。这样，周作人就不得不独自默默耕耘。当然，支持者仍是有的，远在北京的鲁迅，时时关注着二弟的工作，在“启事”发表后，即寄来所录儿歌六首及注文。④周作人已经习惯于这种寂寞了，他甚至从中感到一种乐趣。仿佛是有意与世俗抗衡，周作人更全面地展开了他对乡土文化的探寻。 ①1912.12.16.周作人日记：“……归又搜山歌，可八十余种”。1912.12.18.周作人日记：“检山歌中有汝河的歌全编十八套，首尾完具，可为标本……”。1913.1.19.周作人日记：“录童谣，就古谣谚分别取之”。1913.1.20.周作人日记：“抄越谚孺歌”。1913.1.23.周作人日记：“下午录天籁所记童谣，夜毕，凡七十首，颇杂，当更分择”。1913.1.29.周作人日记：“夜录儿童谜语数则”。 ②《江苏同乡会并始记事》 ③据《绍兴县教育会月刊》6号：“搜集儿歌童话报告：二月十日得漓渚野逸君函”。 ④鲁迅手迹原件影印本载《民间文学》1956年10月号 首先着手的自然是绍兴儿歌的搜集、整理。凡是自己下决心要做的，一定做到底，这是周作人自小养成的习惯，大概也是显示了他性格中“刚”的一面吧。从1913年开始，到1915年春，周作人就将草稿大致写定，历时二年有余。周作人后来说，他之搜集绍兴儿歌，大抵兴趣所在一是言语，二是名物，三是风俗。在周作人看来，故乡给我们以极大影响，想要摆脱也无从摆脱的，就是言语；普通提起方言多只注重那特殊的声音，但真正有趣的还是其词与句，即名物云谓及表现方式，一个人假如想诚实地表现自己，他的文章总是暗中受他方言支配的。①因此，周作人搜集绍兴儿歌，用力处却在就语言、名物方面作笺注。但这项工作却迁延很久，1936年5月写过一篇《绍兴儿歌述略序》，至1958年9月才正式完稿，距离起意搜集，已是四十五度春秋。而且最后终未出版，连与世人见面的机会也没有：此书的命运可谓坎坷！ ①见周作人：《知堂序跋·绍兴儿歌述略序》 周作人回国不久即开始帮助鲁迅翻看古书类书，抄录《古novelxiaoshuo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此项工作延续了很久。在1914-1915年周作人日记里，我们读到了如下记载—— 1914年6月25日：上午架凉棚，就《嘉泰志》抄《会稽记》逸文，午了。下午抄《云溪杂记》了。 1914年6月26日：寄北京函，附逸文四纸。 1914年11月17日：至大路取北京十日寄书一包，内……《会稽故书杂集》稿三本。 1914年11月23日：晚校《会稽故书》稿（上）了。 1914年11月25日：上午出校至清道桥许广记，定刻《故书杂集》。 1914年12月19日：许广记送稿上卷29页来，傍晚校了。 1915年3月6日：晚校《故书杂集》（下）了。 1915年6月14日：许广记送《杂集》90册来，……晚阅《杂集》一过。 1915年6月15日：上午寄北京书两包，内《杂集》20本，又寄赠浙江图书馆一本，分赠朱渭侠，祝霞城、陈伯祥、孙福源、越铎报社、叒社各一本……。 至此，鲁迅辑录《会稽郡故书杂集》一事算是大功告成。周作人积极参预其事，从材料的搜集到校对，直到联系刊刻，确实出了大力。序言发表及全书付刊时，鲁迅执意署周作人的名字，是把此书看作是他们兄弟合作的产物的。鲁迅去世后，周作人将此事公布，并予高度评价：“这一件小事我以为很有点意义。这就是证明他做事全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这是求学问弄艺术的最高标准”①。这自然是包含了他自己当时的一些牢骚在内的。不过《会稽郡故书杂集》确实是可以看作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友情的纪念碑的。可惜，1919年冬，全家预备迁北京，鲁迅一人回家整理，将堆在楼上的《会稽郡故书杂集》木板误认为是废物而付之一炬，《会稽郡故书杂集》终成绝版。序言则收入《鲁迅全集》，记录着周氏兄弟当年的共同追求： ①周作人：《瓜豆集·关于鲁迅》 十年已后，归于会稽。禹勾践之遗迹故在。士女敖嬉，睤睨而过，殆将无所眷念，曾何夸饰之云，而士风不加美。是故叙述名德，著其贤能，记注陵泉，传其典实，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古作者之用心至矣！ 也许是受鲁迅辑录《会稽郡故书杂集》的启发，周作人自己于1915年初起，开始搜集山阴、会稽籍的同乡著作①，后来又转而辑录有关越中古文献，以《读书杂录》为总题，于《绍兴教育杂志》连载，前后一年之久②。现录《范啸风》一篇片断以见其一斑—— ①周作人曾说他的故乡“是山阴、会稽两县，清末合并称作绍兴县，但是我不很喜欢这个名称，除官文书如履历等外总不常用”，“我讨厌的是那浮夸的吉语，有如钱庄的灵牌”（《风雨谈·三部乡土诗》）。周作人在《三部乡土诗》中还谈到他搜集同乡人著作的原则：“不过偶然遇见的时候把他买来，也不是每书必买，价目太贵时大抵作罢”。 ②分别载《绍兴教育杂志》4、5、6、8、9、11、16期，时间约1915.2始，1916.2止。1936年又以《越中文献杂录》为题再载于《越风》1卷6期。 范寅字啸风，别号扁舟子，前清副榜，居会稽皇甫庄，与外祖家邻。儿时往游，闻其集童谣，召邻有小儿，令竞歌唱，酬以果饵，盖时正编越谚也。……《越谚》虽仍有遗漏，用字亦未尽恰当，但搜寻方言，不避粗俗，实空前之作，亦难能而可贵。……《越谚》中收童谣可50章，重要者大旨已具，且信口记述，不加改饰，至为有识，贤于吕氏《演小儿语》远矣。 至于山阴、会稽籍乡人著作的搜寻，虽收获不丰，偶有发现，却也足以使周作人兴奋累日了。他后来多次谈及的山阴王思任著《谑庵文饭小品》就是在大路口的一家熟识的书摊，用了两三角钱买到的一本残书。书中《游杭州诸胜记》、《先后游吾越诸胜记》等文是使周作人称羡不已的；据说“其好处在于表现之鲜新与设想之奇辟”，“他所独有的特点大约可以说是谑罢。以诙谐手法写文章，到谑庵的境界，的确是大成就”①。周作人搜集的张岱《三不朽图赞》中曾说起王思任“少年狂放，以谑浪忤人”，并赞曰：“拾芥功名，生花彩笔。以文为饭，以弈为律。谑不避虐，钱不讳癖。”周作人真正赏识的大概正是这种人生境界。他后来谈到另一本同乡人著作《筠庵文选》时，对他这一时期的搜集兴趣作了一个概括话：“盖大都是所谓吴越间遗老尤放恣的一派，深为桐城派人所不喜者也”②，所强调的也是人生的“放恣”状态。这实际上都是可以看作是周作人的一种理想与追求的；不过它的表现形式却是思乡怀古的幽情。 ①周作人：《夜读抄·文饭小品》 ②周作人：《风雨谈·陶筠庵论竟陵派》 周作人这时对故乡的古迹也突然爆发出一阵热情。在《绍兴教育月刊》上先后发表了好几篇古迹调查，并特地撰文《论保存古迹》：“古物者，西人称曰纪念物，以其为国民文化之所留遗，足为纪念，流连抚视，令人奕然起怀古之思，如承史教也”。他严厉指责“以破迷信为言，至不惜种火古庙，排仆金人而后快”的幼稚行为，以为“破迷信者在于改革敝习，而非拔除宗教”。在周作人看来，对于宗教的形而上追求，正是人不可或缺的；古迹所能唤起的，不仅是怀古的情思，更是形而上的遐想，这是周作人所看重的。 一个时期，周作人还热衷于金石拓本的搜集，这也是鲁迅的兴趣引发的。据周作人说，他所搜集的，除拓本外，都是些金石“小品”，制作精工，价值颇高，却又价格低廉，为经济能力所允许，且又轻巧，便于欣赏。这类金石小品，金属的有古钱与古镜，石类则有石砖，尽有很好的文字图样，却又在毫不经意之中得之。随便翻开1914、1915年间周作人日记，有关搜集金石小品的记载随处可见，而每一记载，都能唤起周作人一连串美好的回忆： 1914年3.11：在仓桥，买跳山建初摩崖妙相寺石佛背铭，共五纸，寄至北京。 1914年5.17：在马下桥下小店，得残砖一，文曰‘凤皇三年七’（下缺），又一砖完好无文，但作泉纹。下午拓凤皇砖文二纸，盖吴时物，阅《古砖图解》，饮酒，食罗汉豆。 1914年6月18日：下午晴。……往大街里寻石砖，无所得。……又于古董店得瓷杯一，买饼干而返，饮善酿酒……。 1914年6月23日：在贯珠楼红木店得汉砖二，计洋一元。令为上蜡，约廿八、九取。文一曰‘马卫将作’，一曰‘建宁元年8月10日造作’，皆萧山、杭坞山物，光绪丙申出土，距今共1748年矣。归后饮酒，阅《汉碑篆额》一过。…… 1914年7月4日：在涤园饮茶。遂至山阴县前吃馄饨。返登怪山，于塔下得断砖二：一云塔砖，一云护国禅师月江。侧文已残，但存‘嘉、信、三、块、魁’五字，携归。护国禅师传，重久为特往持来，晚拓二本，当系梁时物也。 1914年8月17日：下午晴，往大街，于大路地摊上得吉语大泉一枚，值三角，文曰‘龟鹤齐寿’。罗泌谓字壮劲如大观泉，信然。在学仁堂得铜镜三，明日往取。晚拓泉文一纸，阅《石桥氏镜/话》。 …… 每一次寻访所得，都给周作人带来“发现”的喜悦。马下桥下小店得到的那块残砖系乡人得上溪水中，文字小有磨灭，弥增古趣。“凤凰”三年为公元274年，系孙皓年号，过了6年，皓遂降于晋，去做所谓降王了。周作人得此“凤凰砖”，当更爱惜。周作人后来还得过一块南齐永明砖，他在一篇题记里说：“大沼枕山句云，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此意余甚喜之，古人不可见，尚得见此古物，亦大幸矣”。而大路口摊头购得的吉语大泉，其钱直径9厘米，字作六朝楷体，甚有雅趣；周作人尝手拓制锌板，印成信封，但因龟字适居zhoongyaang，如写信时适当姓名之前，虑或犯忌讳，故终未使用。应天塔下拾得的断砖，因砖端有“护国禅师月汇”阳文楷书六字，曾引起了考证的兴趣，但最终也没有查出这位和尚是什么人。其实，是否查到并不重要，周作人本来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不过，细心的读者自会注意到，周作人寻访拓本金石每有所获，必小饮数杯，伴之以罗汉豆之类的家乡小菜，在微醺之中，恍惚古今之间：周作人要的就是这“味儿”（或“境界”）。 因此，对于周作人，辛亥革命大风暴中的孤独感、寂寞感只是暂时的；他很快就在读书写作、追怀先贤、赏玩古董之中，寻到了生活的乐趣，获取了心理的平衡。在绍兴教书这四年，周作人在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之间的历史波谷空隙之中，依然过着自由宽懈的日子，与南京、日本时期也并无实质的差异。但他默默耕耘的文化教育事业，无论是他的儿童学、童话学研究，还是他对俄国、东欧、希腊文学的介绍，都在客观上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着准备，尽管他自己对此毫无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