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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风暴里的孤独者 如果不是因为母亲与大哥的催促，周作人也许就在赤羽桥边守着自己的日本夫人，这么一直过着游惰的生活，同时编织着超然于世的梦。 但有一个“现实”他却不能回避：经济，说白了就是“钱”。当他写信给鲁迅，说自己打算在日本“略习法文”——他对学习语言的兴趣总是很浓的——时，鲁迅的回答却是：“法文不能变米肉”；鲁迅同时告诉他：头一年（1910年）已经将祖宗留下的祭田卖绝，资亦早罄，现在家里已是山穷水尽，无力维持他继续读书了。深爱并深知二弟的鲁迅当然知道用这样的方式击碎他的梦，未免过于残酷，但鲁迅也自有难言的苦衷。他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谈到此事时说：“使二年前而作此语，当自击，然今兹思想转变实已如是，颇自悯叹也”：比起乃弟来，鲁迅更有勇气吞下“现实”的苦果。 于是，在鲁迅亲自上日本劝说、敦促之后，周作人于1911年9月携夫人羽太信子回到绍兴。 然而，周作人已经认不得自己的家乡了。那盏写着“汝南周”几个大字的灯笼依然挂在那里，但那昔日消闲的生活、醉人的诗意哪里去了？眼前只是一片败落景象。人们虽还穿着大衫，但不是油污，就是破洞。只听见台门里的年幼的子孙们喊：“饿shaa哉！饿shaa哉！”喊得人们心慌意乱。走过城里的街道，所看见的是矮破的房屋，褴褛的人群，还有那么多的残废人，那么多啼饥号寒、挨打受虐待的孩子。街上打架的，相ma的，女人披头散发，男子互扯辫子，扭结一起，仿佛有什么深仇大恨。…… 周作人木然地看着、听着这一切。回到家乡，生活在亲人中间，他竟然有一种陌生感。直觉告诉他：他心中的“zhongguo”不在这里——这里太嘈杂，太混乱，也太肮脏，太狭窄；属于他自己的“zhongguo”应该是充满诗意古趣，自由而自然的。在异国的日本，他曾经觅到了它，如今一踏上故土，它就失落了，仿佛被那茫茫的大海吞没。这种心理的错乱给周作人带来惶恐不安，但他又摆脱不了对于相对完整地保存着“故国古俗”的“异土”怀念之情的蛊惑……。 周作人是如此地沉湎于自我感情矛盾中不能自拔，以至对身边的“暴风雨”竟至于几乎熟视无睹。就在周作人归国后的第二个月，辛亥革命爆发了，接着浙江省城也起义了，只隔着一条钱塘江的绍兴陷入一片混乱。但周作人连门都没有出，只躲在家里抄整本的刘义庆的《幽明录》。从日本带回的书堆里，翻检出一年前所写“大隅川钓鱼记事”，周作人仿佛又经历了那场始而悠悠、继而滂沱的东京雨……，不禁感慨万千，在文后加上一段附记—— 居东京六年，今夏返越，虽归故土，弥益寂寥；追念昔游，时有枨触。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岂人情乎？心有不能自假，欲记其残缺已自慰焉，而文情不副，感兴已隔。用知怀旧之美，如虹霓(se-dangjin)，不可以名。一己且尔，若示他人，更何能感？…… 家乡的疏离，他人的不理解，都使周作人感到一种难耐的孤独。“怀旧”本不足靠，只能“任其飘泊太虚，时与神会，欣赏其美”，聊以自慰罢了。 几天后，周作人夜不成寐，又披衣而起，赋诗一首—— 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 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苍黄。 旧梦不可道，但令心暗伤。 此时周作人的心境可谓悲凉已极。 查周作人日记，写上述文章、旧诗的日期是10月22日与10月28日。这正是绍兴光复的日子。据三弟周建人回忆，绍兴城内已是一片沸腾—— ……王金发的军队很快的上了岸，立刻向城内进发。兵士都穿蓝(se-dangjin)的军服，戴蓝(se-dangjin)的布帽，打裹腿，穿草鞋，拿淡yellowhuangse的gunqi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qi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qiang，都是崭新的。带队的人骑马，服装不一律。有的穿暗(se-dangjin)的军服，戴着帽子，有的穿淡yellowhuangse的军服，光着头皮。 这时候是应该睡的时候了，但人民都极兴奋，路旁密密的站着看，比看会还热闹；中间只留一条狭狭的路，让队伍过去。没有街灯的地方，人民都拿着灯，有的是桅杆灯，有的是方形玻璃灯，有的是纸灯笼，也有点着火把的。小孩也有，和尚也有，在路旁站着看。经过教堂相近的，还有传道师，拿着灯，一手拿着白旗，上写欢迎字样。……大家都高叫着革命胜利和zhongguo万岁等口号，情绪热烈，紧张……①。 ①周建人：《略谈关于鲁迅的事情》 在热血沸腾的大时代气氛中，冷静如鲁迅者都感到“很有希望”而卷入浪潮之中；相形之下，此刻仍然关在书斋里，与古书作伴的周作人就越发显得孤独了。 周作人也许是鉴于南京时期的经验，对革命实际行动始终是冷漠，或者说是心怀疑虑的。但他也并非对辛亥革命漠不关心，作为一个现代zhongguo知识分子，他当然清楚自己的命运是与zhongguo的变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他一面冷眼旁观，一面思索着。这是拉开距离的观察，自然比陷入其中者要冷静得多。周作人内心深处，对于zhongguo的变革及zhongguo的革命者，始终是怀疑的。早在日本时期，他在写《〈炭画〉小序》时，就暗示zhongguo的许多所谓“革新”事业，必定是一个“羊头村”——“挂羊头，卖狗肉”而已。即使是陶成章这样很熟悉的革命者，周作人固然佩服他的“要使天下人都有饭吃”的抱负与革命精神，从旁看去，却又觉得有些可怕，似乎是明太祖一流的人物；章太炎曾戏称其为“焕皇帝”或“焕强盗”，鲁迅也曾与许寿裳评论他说：“假如焕卿一旦造反成功，做了皇帝，我们这班老朋友恐怕都不能幸免”，周作人必定是同意这一观察的，他对以后的革命者恐怕也持类似的看法吧？周作人所以没有直接投入辛亥革命热潮之中，应该与此有关：他要“看一看”。他果然看见，光复了的绍兴城在一阵喧闹之后，一切依然如旧。军政分府成立以后，王金发手下的人只知弄权敛钱，其中有三个姓王的尤甚，老百姓失望之余就利用“戏文”上的句子“可恨三王太无礼”来表达他们的愤懑。教育界更是一团糟，应运而生的“自由党”（即《阿Ｑ正传》里的柿油党）头目做了教育科长，其余人物也是一丘之貉。周作人的思考则更深入一些。他由此而看到了“种业”即传统习惯的历史惰性的可怕力量。于是，他向在他看来是过于乐观了的乡人们发出了如下警告—— 今者千载一时，会更始之际，予不知华土之民，其能洗心涤庆，以趣新生乎，抑仍将伈伈伣伣，以求禄位乎？……当察越之君子，何以自建，越之野人，何以自安？公仆之政，何所别于君侯，国士之行，何所异于臣妾？……国人性格之良窳，智虑之蒙启，可于是见之。如其善也，斯于越之光，亦夏族之福；若或不然，利欲之私，终为吾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则是因果相寻，无可诛责；唯有撮灰散顶，诅先民之罪恶而已。……今瞻禹城，乃亦唯种业因陈，为之蔽耳，虽有斧柯，其能伐自然之律而夷之乎？吾为此惧①。 ①周作人：《望越篇》，转引自《知堂回想录·九五，望越篇》 周作人的疑惧是双重的：既忧虑于“智虑之蒙”未启，国民之不觉醒，又担心所谓“公仆”云云，徒有其名，而无所“别于君侯”，他把这些都归之于“种业因陈”，似乎这是无可改变的“自然之律”。这确乎如周作人后来所说，“大有定命论一派的倾向，虽然不是漆黑一团的人生观，总之是对于前途的不乐观”②。但人们仍然在周作人的忧虑疑惧中看到一种期待。他自觉意识到，对于积重难返的古老zhongguo，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变革的大好时机。尽管周作人力图使自己冷漠，但他却无法摆脱对于这一代人几乎是与生俱在的使命感。 ②《知堂回想录·九五，望越篇》 周作人这篇题为《望越篇》的文章发表在由鲁迅的学生主办的《越铎日报》上；以后周作人还陆续发表了一批文章。其中《民国之征何在》一篇尤值得注意。文章写道—— 昔秋女士被逮，无定谳，遽遭残贼。天下共愤，今得昭复。而章介眉以种种嫌疑，久经拘讯，亦狱无定谳，而议籍其家。自一面言之，可谓天道好还，且一面言之，亦何解于以暴易暴乎！此矛盾之一例也；更统观全局，则官威如故，民瘼未苏，呜呼！昔为异族，今为同气；昔为专制，今为共和。以今较昔，其异安在？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 这是一个令人zhanli的“发现”：“昔为异族，今为同气；昔为专制，今为共和”，眼花缭乱的变动中，骨子里根本“无变”，“共和”不过是“专制”的变种，昔为“异族”的奴隶，今又成了“同气”的奴隶，zhongguo的历史重又发生了一次“循环”。这“历史循环”的“发现”，与其说是理论上的概括（它显然缺乏理论表述上的准确性），不如说是周作人的一种直观的感受，但却是相当准确地把握了zhongguo近现代历史的某些实质①。周作人对“以暴易暴”似乎特别敏感，对于他来说，无论对任何人，施加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都是对人权的侵犯，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周作人终生坚持这一原则。这对他的zhengzhi选择与判断，几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①鲁迅在十多年后的1925年也有类似的发现与感受：“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许多民国国民是民国的敌人。……我觉得什么都要重新做过。”（《华盖集·忽然想到·三》） 显然，周作人的这些发现、感受，连同他的忧虑，疑惧，都是大大超前的。不仅当时大多数“沉默的国民”不能理解，而且也为同时代先驱者中的大多数（他们还陶醉于胜利的凯歌中）所拒绝，当周作人大声疾呼：“呜呼！于越古国，而今而后，为报仇雪耻之乡耶？为藏垢纳污之地耶？危乎危乎！虽然，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也”①，得不到任何响应，就几乎是必然的了。周作人也终于陷入了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所说的寂寞与孤独之中—— ①《尔越人毋念先民之训》，载《越铎日报》1912.2.1 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蛇，缠住我的灵魂了。 周作人和他的大哥的心毕竟是相通的。 因此，当浙江省军zheengffuu教育司沈钧儒司长委任周作人任某科课长，后又改任本省视学，周作人态度始终消极，就是可以理解的。周作人始而因为“家事”——1912年5月，羽太信子为他生了一个男孩，取名为丰一；这不仅是周作人，也是周家全家的一件大事——迟至1912年6月才到杭州赴任；住在教育司办公处楼门口一间阴暗的小屋里，每日就只是在楼上坐着，看自己带来的书或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品②，看倦了，写累了，就随便倒卧在床上，几乎足不出户，全不管视学职务范围内的视察工作。当时也在教育司的钱玄同（其时还叫钱夏，号中季），因此给周作人加了一个考语，说是在那里“卧治”，这倒是十分确切的。而周作人自己，则不断地埋怨住房里蚊子太多，而且终于害了疟疾，蚊子的横行却有增无减，一面吃药，一面被叮，也不是办法，终于告假回家，而且再没有回去过。这回到杭州到差，大概前后有一个月光景，拿过一回薪水，是大洋90元，乃是浙江军zheengffuu新发的“军用票”。周作人用这笔钱在清和坊抱经堂买了一部广东朱笔套印的陶渊明集，余款正好移作从杭州回绍兴的旅费。 ②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他在杭州教育司任职期间，翻译了波兰显克微支的《酋长》，蔼夫达利阿谛斯的《老泰诺思》、《秘密之爱》、《同命》，须毕勃的《拟曲》等作品。 回到绍兴不久，就听到范爱农溺水而死的消息：这年7月10日，范爱农同了民兴报的朋友乘舟往城外游玩，有人说是酒醉失足落水，但颇有自shaa的嫌疑，因为据说他能够游水，不会得淹死的。噩耗传来，周作人黯然良久，自不免颇多感慨。他清楚地记得，绍兴军政分府成立，恢复师范学堂，委派鲁迅为校长，爱农为监学，因为学堂在南街，距东昌坊不远，在办公完毕后，范爱农便身著棉袍，头戴农夫所用的卷边毡帽，下雨时穿着钉鞋，拿着雨伞，一直走到里堂前，来找鲁迅聊天。鲁老太太便为他们预备一点家乡菜，拿出老酒来，听主客高谈阔论。那时，他们的情绪是颇为激昂的。但好景不常，军政分府本来对学校不很重视，而且因为鲁迅有旧学生在办报，多说闲话，更不高兴。不久鲁迅即自动脱离，只留下范爱农一人，最后他也被排挤而愤然离校。周作人从旧信堆中翻出范爱农于1912年3月27日写给鲁迅的一封信，信中有“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等语，那么，他是早已有了厌世的倾向了。…… 几天以后，周作人写出了《哀爱农先生》一诗，与鲁迅的《哀范爱农》同时发表在8月28日的《民兴日报》上。其词云： 天下无独行，举世成委靡。皓皓范夫子，生此寂寞时。傲骨遭俗忌，屡见蝼蚁欺。坎壈终一世，毕生清水湄。会闻此人死，令我心伤悲。峨峨使君辈，长生亦若为。 周作人同时也在“哀”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