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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赤羽桥边 1910年，在周作人离开日本前一年，他买了一本书：《远野物语》，日本柳田国男著。这是刚出版的新书，共总刊350部。周作人所有的是291号。因为书面略有墨痕，想要另换一本，书店的人说这是编号的，只能顺序出售。这件小事周作人一直没有忘记，直到晚年还津津乐道。最难忘的自然是这本书给周作人指示了民俗学的丰富趣味，尤其是柳田国男强调的“乡土研究”，使周作人懂得了，要真正了解一国的文化，必须深入到普通人民生活街头巷尾里去。 1910年11月，周作人全家搬出了本乡区，到了留学生极少的麻布区森元町。直接的原因自然是经济的关系①，柳田国男“乡土研究”的启示，至少也是一个潜在的因素吧。 ①周作人说，麻布的房屋比较简陋，前门临街，里边是六席的一间，右手三席，后面是厨房与厕所，楼上三席和六席各一间，但是房租却很便宜，仿佛只是十元日金，比本乡的几乎要便宜一半的样子。 据周作人说，本乡区在东京呼为“山手”，意云靠山的地方，即是高地。西片町更是知识阶级聚居之地，周作人居住的吕之七号，就是夏自漱石曾经住过的。由本乡西片町搬到麻布，虽然不能算是出了乔木，迁于幽谷，但也确实是根本改变了环境：这里更接近平民。周作人打了一个比方，说在本乡居住的时候，似乎坐在二等火车上，各自摆出绅士的架子，彼此不相接谈；在森元町，大家都是火车里的三等的乘客。都无什么间隙，看见就打招呼，也随便的说话。一些市井间的琐闻俗事，也就传了进来：这正是周作人所乐于知道的。 据周作人说，他在森元町过的是“游惰的生活”②，这是一种最适合周作人的生活方式。白天偷懒不去上课（这时周作人名义上仍是立教大学的学生，森元町距立教大学不远）的时候，就躲在小楼上读各种novelxiaoshuo，晚饭后，或者到附近三田看夜店，或者上神、神田保町一带逛旧书店。周作人一直珍藏着的日本著名的俳文家文泉子的《如梦记》就是在三田散步时无意中购得的；周作人恍惚记得，卖这本书的书店是特别卑陋的，似乎只以小学儿童为主顾，于其小书架上不意得见此书，当时是很有些出乎意外的。往神田去须步行到芝公园桥坐电车，终点是赤羽桥。有时白昼往来，即在芝公园桥的前一站增上寺下车，进了山门，从寺的左侧走出后门，出芝公园就到寓所，这一条路据周作人说，称得起“城市山林”，是别有风味的。但是一到傍晚后门就关上了，所以这条路在夜间是不能利用的。周作人在30多年后写的《留学的回忆》里说：“我对于这几条路不知怎的很有点留恋，这样的例在本国却还不多，只有在南京学校的时候，礼拜日放假往城南去玩，夜里回来，从鼓楼到三牌楼马路两旁都是高大的树，浓荫覆地，阒无人声，仿佛随时可以有绿林豪客窜出来的样子，我们二三同学独在这中间且谈且走，虽是另外一种情景，却也还深深地记得，约略可以相比也”。 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九○，大逆事件》 自然，最难忘的，还是这里的“人”。右邻裱糊工的女儿就很引得周作人的兴趣。她因为与自己的后母不和，渐渐流为“不良少女”。每天午后，胡同里就听见有男子在吹口哨，她便溜出门去，到附近的芝公园里与她的那些男女同志会合。晚上父亲回来，听了后母的诉说，照例来一通大嚷大骂，以至痛打，但有什么用呢？第二天到那时候，口哨又来了，弱小的心灵恍如受了符咒的诱惑，不知不觉间仍旧冲了出去，结果又是一场吵闹。有邻居劝她：“你也何妨规矩点，省得你父亲那样生气呢？”她却笑嘻嘻地回答：“你不知道在外边玩耍是多么有趣呢！”周作人在一旁听见了，觉得很有意思；他想，这日本女孩子的话是值得人们去思索、玩味的。 赤羽桥左边，还有一位理发师。周作人也常去光顾，虽然不曾谈什么天。这位理发师据说也有妻子，却独自住着，店面设备很考究，也颇清净，价格也格外的高。人们都传闻他有神经病，周作人每隔两三星期去理一次发，却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的行动。但此人性情乖戾与孤独，大概是确定无疑的。周作人把他叫作“畸人”，这也算得上“市井人物”之一吧。 那么，周作人生活在这一群人中间，应该是十分地自如的。可惜那时候写的文章已经没有存留了；晚年周作人写《知堂回想录》时，从故纸中找得一纸，却无题。其文曰： 庚戌秋日，偕内人、内弟重久及保坂氏媪早出、往大隅川钓鱼。经蓬莱町、出驹入病院前，途渐寂静，隘但容车，两旁皆树木杂草，如在山岭间。径尽忽豁朗，出一悬崖上，即是田端。下视田野罗列，草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尚青，屋宇点缀其间，左折循崖而下为大路，夹路流水涓涓然。行未十丈许，雨忽集，以雨具不足，踌躇久之遂决行。前有田家售杂品，拟求竹笠，问之无应者。重久言当冒雨独行，乃分果饵与之使去，而自先归。遂至田端驿，乘电车至巢鸭，欲附马车而待久不至，保坂媪请先行。未几车至即乘之。意媪去未远，留意观之，见前有人折旗负包而行，呼之果媪也。令同乘。至铃本亭前下车，雨已小霁。归家饥甚。发食合取团饭啖之甚旨，其味为未尝有也。未几雨复大至，旁午重久亦返，言至川畔而雨甚，因走至羽太家假伞而归，所持饵壷钓竿，则已弃之矣。是日为月曜，十月顷也。 这已经是地道的日本“写生文”了，虽然周作人自觉幽默味不足。无论如何，周作人是相当的“日本化”了；或者说他终于找到了“自我”与“日本文化”（以及chinazhongguo传统文化）的契合点：这才是最重要的。 而此次日本之游的最后印象，却在周作人的“日本观”上留下一层阴影。那是1910年1月24日，周作人正在立教大学赤门前行走，突然听见新闻的号外呼声，买来一看，不觉愕然立定了。报上所载是关于“大逆事件”的裁判与执行的消息。当局以共谋“大逆”（即谋shaa天皇）的罪名突然逮捕了具有无zheengffuuzhuyi倾向的社会zhuyi者幸德秋水为首的24人，其实他们之间并无联系，查获的证物只是洋铁罐和几根铁丝、huoyao及盐酸少许，却一律处以死刑；次日又由天皇特饬减刑，只将一半人处死，一半减为无期徒刑，以示天恩尚厚。这手段凶恶可憎，也实在拙笨得可怜，周作人为之大为震惊。但它确也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现实生活中“反人道”的一面，周作人却由此而隐隐感到了日本文化中封建武断专制的阴影。 若干年后，他又读到永井荷风在大逆事件后所写的一段话：“现在虽云时代全已变革，要之只是外观罢了，若以合理的眼光，一看破其外衣，则武断zhengzhi的精神与百年以前毫无所异”，他终于明白：日本，作为一个东方gguuoojiia，与chinazhongguo一样背着封建武断zhengzhi精神的传统的重负，这使得东方gguuoojiia的变革不能不是空前艰难的。意识到这一点，周作人感到分外地沉重。这种沉重感使他从理想回到现实，把他记忆中许多美好的印象冲淡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