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书五经☆四库全书☆道教指南☆茗香文斋☆茗香文斋-补遗☆轩怡文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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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婚后 1909年大约8月间，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对于周作人的“终生大事”，可惜我们仅能郑重地写上这一句。喜欢谈论自己的周作人，对自己的婚姻，却没有留下一个字；我们也不便多所臆测，只能暂付阙如。 我们所知道的是，周作人结婚不久，鲁迅即归国到杭州去教书。据说鲁迅曾对先期回国的许寿裳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①。 ①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 有鲁迅在，处处都仰仗大哥，一切对外交涉，都由鲁迅代办，简直用不着周作人说话；现在，鲁迅走了，什么都得自己操办，而且首先得学日本语——当然，不再是书本上的日本文，而是在实社会上流动着的语言。 而且，日本语本身也是在变化着的。据说，开头几年，日本文还比较容易了解，虽然已经不是梁启超提倡“和文汉读法”的时代，只须倒钩过来读便好，但日本语中汉字还很多，没有什么限制，zhongguo人学起来常觉得可以事半功倍。后来就逐渐演变，汉字减少，假名（字母）增多，不再是可以“眼学”的文，而是须要用耳朵来听的话了。 “实社会上流动着的语言”存在于何处呢？论理最好是来读现代的novelxiaoshuo或戏曲，但这范围很大，不晓得从哪里下手是好；周作人于是下决心到民间世俗文学里去寻觅学习活的日本语的途径。恰好在周作人所住的本乡西片町街尽头的铃木亭正是日本称作“寄席”的杂耍场。闲来到“寄席”去听“落语”，便成了周作人的一种娱乐，也可以说是权当作上学吧。“落语”是zhongguo的单口相声，不过在zhongguo纯是个人间的消遣，杂耍场上不曾听说过有此一项卖技，它为士大夫所不耻，复不见著录。日本“落语”其初原只是说笑话，供一座的娱乐，及后乃有人在路旁设肆卖艺，又转而定期登台，于是演者非一人，故事亦渐冗长。日本落语家有三游亭与柳家二派，周作人曾见柳家小官升高座，俨然如村塾师，徐徐陈说，如讲《论语》，而听者忍俊不禁。也有更为“花梢”的，这就是黄公度《日本国志》卷36《礼俗志三》所记：说话人（落语家之通称）“手必弄扇，忽笑忽泣，或歌或醉，张手流目，膝扭腰，为女子样，学伧荒语，假声写形，虚怪作势，于人情世态，靡不曲尽，其歇语必使人捧腹绝倒，故曰落语”。日本关根默庵著《江户之落语》这样描述“落语”之魅力：“一碗白汤，一柄折扇，三寸舌根轻动，则种种世态人情，入耳触目，感兴觉快，落语之力诚可与浴后的茗香熏烟等也”。对于周作人，自然别有一种意义：他在轻松的娱乐休息中，既欣赏了日本口语的表现力，又感悟到世态人情中日本文化的神韵①。 ①参看周作人：《风雨谈·日本的落语》 从“落语”中，周作人惊喜地发现了日本民情与语言文字中的谐趣；这在zhongguo本不缺乏，却被道学家们几乎摧毁殆尽。在周作人看来，诙谐的风趣的缺匮，是人性（民性）不健全的一个征候，也是“道学与八股把握了人心的证据”②。他于是更自觉地去寻找日本文化中的谐趣，又发现了川柳与狂言。川柳产生于近世的江户时代，算起来也有200多年的历史，与“落语”的起源几乎同时。川柳是七五七音组成的日本的讽刺诗，其特点是“注重诙谐味及文字的戏弄”，它的趣味有一半在诗形上面，倘若只存意思而缺了形式，便失了特(se-dangjin)。周作人选中它来学日本语，是明智的。据周作人说：“好的川柳，其妙处全在确实地抓住情景的要点，毫不客气而又很有含蓄的投掷出去，使读者感到一种小的针刺，又正如吃到一点芥末，辣得眼泪出来，却刹时过去了，并不象青椒那样的粘缠。川柳揭穿人情之机微，根本上并没有什么恶意，我们看了那里所写的世相，不禁点头微笑，但一面因了这些人情弱点，或者反觉得人间之更为可爱”①，常在破颜一笑之后，又感到一种淡淡的哀愁，这就是所谓“有情的滑稽”吧。“狂言”是日本中古的民间喜剧，这时正相当于zhongguo明朝。据说“狂言”与“能乐”（其剧本脚本即是谣曲）同出于zhongguo的“散乐”（到日本讹传为“猿乐”），又受元曲若干影响。“能乐”多悲剧，“狂言”则只取“猿乐”中较为轻松诙谐的内容，在演“能乐”的时候，在两个悲剧中间演出，且多用当时的口语。观看“狂言”表演，周作人很容易地就联想起他故乡的目连戏，自然有一种亲切感。“狂言”所表现的下层人民的价值、审美判断每每与社会俗见相反，这是周作人所特别感到兴趣的。他曾在好几篇文章里指出，“‘狂言’中的公侯率皆粗俗”——侯爷出去赏花，学做吟诗，却全都搞错了（《侯爷赏花》），“僧道多堕落”——和尚们都由名僧变成了贼秃，大抵因为犯了戒(se-dangjin)，被徒弟揭发，弄得下不了台（《骨皮》等）；“鬼神亦被玩弄欺骗”——蓬莱岛的鬼过节时到人中间来，迷恋女人，被骗去了一切宝贝，末了给豆子打了出来（《立春》）。甚至连zhongguo传说中凶狂的令人生畏的雷公，在“狂言”里也显得滑稽可笑：从空中失脚落地，跌坏了腰骨，庸医给他打针，疼得啊啊的叫唤，这才能够飞上天去（《雷公》）……。“狂言”虽多有滑稽成分，但趣味纯朴而且淡白，没有陷入俗恶，日本民间文学这种“壮健”特质是周作人最为欣赏的，这也正与他从小养成的平民趣味相契合。 ①参看周作人：《风雨谈·日本的落语》 ②周作人：《谈龙集·日本的讽刺诗》 从欣赏民间文学里的滑稽趣味开始，周作人进而转向对日本文人文学中的“俳谐”的关注。他时常去买新出版的杂志来看，也从旧书地摊上找些旧的来，随便翻阅。“俳谐”乃是“俳谐连歌”的缩称，将短歌的三十一音分作五七五及七七两节，由两个人各作一节，联续下去，其中常含有诙谐的意思。后来觉得一首连歌中间，只要发句，即五七五的第一节，也可以独立成诗，是为俳句。这些弄俳谐的人所写的文章，又称俳文。这样，俳谐连歌、俳句、俳文，就成为一种“俳谐体”。其实，俳谐的名称倒是出于zhongguo；《史记滑稽列传·索隐》云：“姚察云，滑稽犹俳谐也”，杜甫集中也有“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之说。俳谐体，无论诗歌、散文，最大特点是“用常语写俗事”，用周作人的说法，便是“自由驱使雅俗和汉语，于杂糅中见调和”。周作人的兴趣确实首先在其语言特(se-dangjin)，然后通过语言而进入其内蕴，即是周作人所说的“俳境”。周作人将其归结为三：“一是高远清雅的俳境，二是谐谑讽刺，三是介在这中间的蕴藉而诙诡的趣味”①。周作人尝在日本俳句大师松尾芭蕉、与谢芜村的作品，正冈子规、永井荷风、户川秋骨、岛踦藤村、文泉子、谷崎润一郎等的俳文随笔中，反复体验、吟味其中的俳境禅趣，陶醉其间，几不能自制。他忘情地写道：文字“那么和平敦厚，而又清彻明净，脱离庸俗而不显出新异”②，“纵然飘逸幽默，里边透露出诚恳深刻的思想与经验。自芭蕉、一茶以至子规，无不如此”③。直觉告诉他：他正由此而“进入”日本文化的殿堂。 ①周作人：《药味集·谈俳文》 ②周作人：《立春以前·明治文学之追忆》 ③周作人：《苦竹杂记·冬天的蝇》 周作人说过：“对于东京与明治时代，我仿佛颇有情分，因此略想知道它的人情物(se-dangjin)，延长一点便进到江户与德川幕府时代”③。于是，周作人进而为江户德川时代的浮世绘所吸引。帮助周作人最初认识浮世绘的是宫武外骨主编、雅俗文库发行的杂志《此花》。据周作人介绍，宫武外骨是明治大正时代著述界的一位奇人，其刊物多木刻插画，涉及笔祸史、私刑类纂、赌博史、猥亵风俗史等，其中《川柳语汇》即是周作人了解川柳的入门书。宫武外骨编的《此花》是专门介绍浮世绘的月刊，陆续出了两年，又编刻了好些画册。尽管能够看到的大多是复刻本，也已经使周作人觉得够有趣味的了。 ③周作人：《苦口甘口·我的杂学》 浮世绘的多种形式——线画，著(se-dangjin)画，木刻画，唤起了周作人童年时代的美好回忆：当年他在鲁迅影响下，也曾沉迷于zhongguo民间剪纸、木刻艺术之中。现在吸引周作人的，除了这些浮世绘的画家离开了正统画派，艺术上自成一家外，还在于所画的市井风俗：背景是市井，人物多是女人，除了一部分画优伶面貌外，女人又多以ji女为主，因此一看浮世绘，便总容易牵连想到吉原（东京公娼所在地）游廊——周作人所醉心的“落语”、“川柳”与吉原的关系也同样密切。周作人注意到，浮世绘的画面尽管很是富丽，(se-dangjin)彩也很艳美，但里边常有一抹暗影。这一发现，使周作人似乎又进入了“俳境”，而且他隐隐觉得，这与zhongguo传统艺术似乎存在着某种“神似”。直到后来，周作人有机会读到了俳文大家永井荷风的《江户艺术论》第一章论浮世绘之鉴赏，才恍然大悟。永井荷风是这样写的—— 我反省自己是什么呢？我非威耳哈伦似的比利时人，而是日本人也。生来就和他们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使威耳哈伦感奋的那滴着鲜血的肥羊肉与芳醇的蒲桃酒与强壮的妇女之绘，于我有什么用呢？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茫然看着流水的艺ji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的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树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 永井荷风这段话大概当年是使周作人很震动了一下的，给他留下的是终生难忘的印象，以至在文章中不断引用，晚年写《知堂回想录》时也不厌其烦地前后抄了两遍。周作人是有理由这样做的，因为永井荷风对浮世绘绘画意境的描述，高度提炼出了日本文化，zhongguo文化，以至东方文化的精神。这里所表现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于生命价值、人生意义的哲学思考，寂寞的，幽玄的，凄苦的，梦一般的，却又流泻着内在情热的意境，以及泣、喜、醉、叹、亲、怀的情感心绪，都是东方式的。周作人用“东洋人的悲哀”来加以概括；这表现了生活于绵绵无尽的历史与现实的苦难中的东方人“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以及在“无常、无告、无望”中执着追求的现世精神与韧性力量。想来周作人在得出“东洋人的悲哀”这一概念时，他会感到一阵无以言传的喜悦：在他心目中，“日本文化”的整体面貌逐渐清晰起来；另一面，在与zhongguo文化、东方文化的交融中，又不免有些面貌模胡。仿佛这既清晰又模胡的图景正是周作人所追求的。 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这种感觉、印象，在他阅读日本当代文学作品时，又进一步得到加强与丰富。据周作人说，他刚到日本在伏见馆下宿时，就看到鲁迅陆续买来夏目漱石的著作单行本《我是猫》（上册）、《漾虚集》及《鹑笼》。当时东京《朝日新闻》正在连载夏目漱石的《虞美人》，为了先睹为快，就把平时常看的学生报《读卖新闻》改订为《朝日新闻》，这是周作人接触日本当代文学（即明治时代文学）的开端。但当时周作人平时读的仍以英文书为多，对于日本当代文学还未甚了解。现在，当周作人把兴趣转移到日本语言的学习时，他首先注意到的，仍然是夏目漱石的作品。他躲在赤羽桥边的小楼上，偷懒不去上课，悄悄地读夏目的novelxiaoshuo。他最爱读的还是《我是猫》与《哥儿》，也常劝学日文的朋友们读，因为这是夏目的早期代表作，描写日本学生生活及社会，可以增加见识的。此番重读，周作人发现夏目的novelxiaoshuo具有一种独立的特(se-dangjin)，或者可以说是英国绅士的幽默与江户子的洒脱的结合。夏目专攻英文学，通和汉古典，又与正冈子规一起做俳句与写生文，把这一切合用在novelxiaoshuo上面，就形成了上述风格，而且使他的文字与口气难得恰好领解——这正符合从口语入手想看看文学作品的周作人的要求。周作人说，他读夏目的书，“可喜的却并不一定是意思，有时便只为文章觉得令人流连不忍放手”，据说，在日本文学中，“夏目而外，这样的似乎很少，后辈中只是志贺直哉有些风味，其次或者是佐藤春夫罢”①。周作人就曾琢磨过夏目的《哥儿》书名的文字、语气及翻译②：“《哥儿》原题云Botchan，查其本源盖出于坊，若读Bo，本是坊巷，转为僧坊，继而居僧坊者称回坊样，小儿头圆如僧亦曰坊样，由Bosama又读作Bo-chana，再转为Botchan，即书名的原语。但Bocha-ma一面为对小儿亲爱的称呼，哥儿一语略可相对，但另一面又用以讥笑不通世故者，zhongguo虽亦有公子哥儿之语，但终未能恰好，盖此二语之通俗性相差颇远也”③。对日本文字精微处的反复玩味，这在周作人是一种乐趣。他在夏目文字的把玩中，既感受到日本语言的“从容与美”（鲁迅在《将译〈桃(se-dangjin)的云〉以前的几句话》里说：“日本语实在比zhongguo语更优婉”），又领悟到夏目novelxiaoshuo独有的“低回趣味”——里面也同样渗透着“东洋人的悲哀”。 ①周作人：《看云集·文学论·译本序》 ②周作人在讲日本语言特(se-dangjin)时，十分强调“语气”：“日本语中特别有一种所谓敬语，……他于真正表示恭敬之外，还用以显示口气郑重的程度，在学话的人不免略有困难，……（但）这却有很大的好处，因为读者能够从这上面感到人物与事情的状态，可以省去好些无谓的说明。还有日本女人说话也有一种特殊的地方，与男子不一样，在文章的对话中特别有便利，也是别国的言语里所没有的。”（《苦竹杂记·文字的趣味二》）。 ③周作人：《苦竹杂记·我是猫》 周作人对于夏目漱石同时代的作家森鸥外，也是欣赏其“文章的清淡而腴润，这也是一样的超绝”，而作品中透露出的“对于万事总存着游戏的心情”，“理知的人的透明的虚无的思想”，更是引起周作人共鸣的。周作人说，森鸥外著作中，使他注意的还有《性的生活》，发表于文艺杂志《昴》1卷7号（1899.7），而《昴》杂志正是周作人在日本时常读的①。夏目、森鸥外之外，周作人承认，“我的确很受过《白桦》的影响，不过这还是在文艺一方面居多”②。白桦派诸子中，诚如日本研究者山田敬三《鲁迅世界》中所说，“从素质方面讲，周作人十分接近武者小路，而鲁迅则对有岛武郎有着更亲近的感情，尽管周作人也曾表示，‘有岛君的作品我们最喜欢的是当初登在《白桦》上的一篇《与幼小者》’”。周作人与武者小路实笃更密切的联系是在五四以后，那已是后话。 ①周作人：《谈龙集·森鸥外博士》 ②周作人：《药堂杂文·关于日本画家》 以后，周作人在总结他的以学习日本语为中心的这段自学经历时说：学习日本语，“其来源大抵是家庭的说话，看novelxiaoshuo看报，听说书与笑话，没有讲堂的严格的训练，但是后面有社会的背景，所以还似乎比较容易学习。这样学来了的言语，有如一棵草花，即使即石竹花也罢，是有根的盆栽，与插瓶的大理菊不同”；他又说：“我看日本文的书，并不专是为得通过了这文字去抓住其中的知识，乃是因为对于此事物感觉有点兴趣，连文字来赏味，有时这文字亦为其佳味之一分子，不很可以分离”，他最后总结说：“我的关于日本的杂览既然多以情趣为本，自然其态度也与求知识稍有殊异，文字或者仍是敲门的一块砖头；不过对于砖也会得看看花纹式样，不见得用了立即扔在一旁”①。周作人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怀着探求日本风土人情与语言文字趣味的双重热情，从日本民间俗文学入手，进而研究文人的雅文学，由表及里地深入到日本文化中去；他由此而达到的，是对于日本文化的相当深入，也相当深刻的把握。这几乎是同时代的许多zhongguo留日知识分子不可企及的。周作人被认为是深知日本的“日本通”，绝非偶然。 ①周作人：《苦口甘口·我的杂学》 正因为深入了，而不是只看到些皮相，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关注点，就不再是日本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特点（周作人当然并不否认这一点），而是日本文化自身的独立特(se-dangjin)。以后，每谈及日本文化，周作人就要反复强调这一点：“日本古今的文化诚然是取材于zhongguo与西洋，都经过一番调剂，成为他自己的东西，正如罗马文明之出于希腊而自成一家（或者日本的成功还过于罗马），所以我们尽可以说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艺术与生活方面更为显著”①。周作人指出，日本语言也自有独立性，“本来日本语与zhongguo语在系统上毫无关系，只因日本采用zhongguo文化，也就借了汉字过去，至今沿用”②，因此，在周作人看来，“日本文中夹着汉字是使zhongguo人不能深切地了解日本的一个障害”，就因为它很容易使zhongguo人忽视日本文化（包括日本语言）的独立性，而把它仅仅看作是zhongguo文化（汉语）的附属。周作人总结他的经验，归结为一点，要真正研究、把握日本语言，就“须知道这语言也有他的生命，多少要对于他感到一种爱好与理解”③。对于日本文化，也是如此。爱好与理解的关键在于尊重，尊重日本文化、语言的独立个性。这才是周作人对日本文化（包括日本语言）的把握能够达到如此深度的真正原因。 ①周作人：《谈虎集·日本与zhongguo》 ②周作人：《苦竹杂记·和文汉读法》 ③周作人：《苦竹杂记·关于日本语》 也正是从尊重“异己者”——他人、别民族的独立个性出发，周作人才能够对日本文化与外来文化特别是zhongguo文化的“相通”，作出科学的把握。周作人来到东京，从对日本衣食住的“第一瞥”的印象，就使他直感到这种相通。现在，当他深入到日本雅、俗文学，日本文化的内蕴以后，这种亲切感就愈加强烈。他说：“大约因为文化相近的缘故，我总觉得日本文学对于我们zhongguo人也比较相近，如短歌俳句以及稍富日本趣味的散文与novelxiaoshuo也均能多少使我们了解与享受”①。周作人以复古zhuyi的观点来观察日本文化，从中日文化的共同处，他发现了东方文化的神韵。这时，他的眼光，已经不局限于zhongguo一个gguuoojiia，或者zhongguo、日本一两个民族，而注目于作为人类文化组成部分的“东方文化”。与此同时，周作人又开始学习希腊语，研究作为西方文化起源的希腊文化。他进而发现，希腊文化与日本文化，以至zhongguo文化之间也存在某种契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作人对蔼理斯的如下论断产生浓厚的兴趣：“希腊人曾将不喜裸体这件事看作波斯人及其他夷人的一种特性。日本人——别一时代与风土的希腊人——也并不想到避忌裸体”。周作人由此而产生联想；他说：“我常想，世间鞋类里边最善美的要算希腊古代的山大拉，闲适的是日本的下驮，经济的是zhongguo的南方的草鞋，而皮鞋之流不与也。凡此皆取其不隐藏，不装饰，只是任其自然，却亦不至于不适用与不美观”②。“任其自然”，这正是希腊文化，日本文化，以及zhongguo远古文化的共同特点。周作人后来还谈到，他在日本期间研究希腊文化时，深受哈理孙希腊神话论观点的影响，以为“希腊的民族不是受祭司支配，而是受诗人支配的。结果便由他们把那些粗材都修造成为美的影像了”③。渗透于希腊文化中的对于美的注重，与日本文化中的人情美也有相似之处④。这就是说，周作人在作为人类文化发源地的希腊与zhongguo，以及深受zhongguo文化影响的日本，都发现了类似的文化特点。这有助于他的“人类文化”概念的形成。周作人于是开始摆脱从一家一乡一国一民族的角度考察文化的局限，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超越，这一超越，对于现代知识分子是不可或缺的。他对于日本以及日本文化的感情也就由直观的亲切感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①周作人：《苦茶随笔·与谢野先生纪念》 ②周作人：《药味集·日本之再认识》 ③周作人：《苦口甘口·我的杂学》 ④注：周作人在《雨天的书·人情之美》中说：“日本国民性的优点据我看……即是富于人情”，这也是“使我们对于它的文化感到亲近的地方”。 我们去留学的时候，一句话都不懂，单身走入外国的都会去，当然会要感到孤独困苦，我却并不如此，对于那地方与时代的空气不久便感到协和，而且也觉得可喜，所以我曾称东京是我的第二故乡，颇多留恋之意。1911年其间，所作古诗中有句云，远游不思乡，久客恋异乡，即致此意①。 ①周作人：《药味集·日本之再认识》 在这里，他的出发点，是将日本文化与zhongguo文化作为人类同一文化类型来看待的。他的“故乡”的概念与情感，已经发生了极其微妙的变化：以一种更加宽泛的人类之爱代替了相对狭隘的故乡、民族之爱。尽管这一时期周作人基本上是一个民族zhuyi者，但这种变化对于周作人以后的发展显然是至关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