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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
第三章 第二故乡——在日本(1906.6-1911.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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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师友之间

  当时在东京,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以鲁迅为中心的文人“圈子”。早在1907年11月,由鲁迅的革命朋友陶望潮发起,周氏兄弟与许寿裳、陈子英、汪公权①一起学习俄文,算是一次集体行动;教员是因参加革命而亡命日本,名叫密玛理亚孔特夫人的俄国女人,学生大都是倾向革命的,学习目的也很明确:正如周作人所说,“我们学俄文为的是佩服它的求自由的革命精神及其文学”②,因此,这次学习,zhengzhi(se-dangjin)彩是十分浓重的。看来周作人并非其中的积极推动者,他是随大流的。因此,俄文班最后中途夭折,俄文学习中途而废,在周作人都似乎无所谓,后来提起此事,他也用“散伙了事”四字一笔带过。

①汪公权系刘师培的亲戚,后在上海为同盟会人所暗shaa,是陶望潮拉来的。
②《知堂回想录·七九,学俄文》。按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中回忆说:“那时日本翻译俄国文学尚不甚发达,……每月初各种杂志出版,我们便忙着寻找,如有一篇关于俄国文学的绍介或翻译,一定要去买来,把这篇拆出保存”。


  真正引起周作人兴趣,并对他产生了影响的,还是第二年(1908年)夏,集体往民报社听章太炎先生讲课。
  周作人早在南京读书期间,就因为《苏报》案对章太炎产生了钦慕之情,但他当时主要还是梁启超、严复的学生。据周作人回忆,到了东京以后,开始大家仍然十分看重严复,“直到后来,……看见《民报》上章太炎先生的文章,说严几道的译文‘载飞载鸣’,不脱八股文习气,这才恍然大悟,不再佩服了”③。这是由梁、严转向章太炎的开端。

③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与清末文坛》

  事实上,日本时期的鲁迅、周作人,是处于章太炎的强大影响下的。无论是“重个人,张精神”思想的形成,还是对于无zheengffuuzhuyi(虚无zhuyi)思潮的关注,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显地从章太炎那里接受过启示。据周作人说,他发表在《民报》21期的斯谛普虐克的novelxiaoshuo《一文钱》是经过章太炎先生亲笔修改的;那么,在去民报社听讲前,周作人即已与章太炎相识,介绍人应该是周作人与鲁迅的住宿地中越馆、伍舍的常客龚未生,他是章太炎的女婿。据周作人说,太炎先生还通过龚未生,请周作人根据德人德意生(Deussen)的《吠檀多哲学论》的英译本,翻译印度的奥义书①。周作人建议直接译邬波尼沙陀本文,由他自己口译,太炎先生笔述,先生亦欣然赞同。可惜后来因迁延而未能实现,周作人失去了一次与太炎先生合作的机会,是引为终生憾事的。

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八三,邬波尼沙陀》

  但终于有了亲聆教诲的机会。事情是由鲁迅发动的:当时章太炎在东京一面主持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班,借神田地方的大成中学讲堂定期讲学,在留学生界很有影响;鲁迅与许寿裳和龚未生说起,想听章先生讲书,怕大班太杂沓,龚未生遂与太炎先生商量,每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先生也欣然应允。前往听讲的,除“伍舍”的周氏兄弟、许寿裳、钱家治外,自然有龚未生,闻讯赶来参加的还有钱夏(后改名玄同)、朱希祖、朱宗莱,一共八人。民报社在小石川区新小川町,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文字学本来是很枯燥的,太炎先生讲起来,却很有趣味。例如,说“鬼”字,先生意鬼头即是死人头颅,学生中遂有人傅会谓厶字即象零星骨殖,先生亦不反对。过后细想先生之说也自有道理:古时鬼的观念当是具体的,与后世说魂说气不同,所以可能最初即是死人或枯骨,鬼字形象足以当之,各民族原始图画中多以枯骸表示死神,可为旁证。①chinazhongguo文字中本来有些素朴的说法,太炎先生也便笑嘻嘻的加以申明;如卷八尸部中“尼”字,据说原意训路,即后世的“昵”字,而许慎“从后通之也”的话很有点怪里怪气,这里也就不能说得更好;而且又拉扯上孔夫子的“尼丘”来说,所以更显得不大雅驯了。据说太炎先生爱发脾气,那是对着有钱有势的阔人的;对于青年先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课余休息时,太炎先生常说些闲话,有时也发妙论,使满座皆惊。一次突然对弟子讲起他对法律的意见,据他说旧刑律对于窃盗罪的判罪以所偷多少为标准,这是很不公平的。因为这只是为富人的利益着想,于道理上也说不通,所以他主张论赃应以失主的财产为比例,假如他只有100块钱,被偷了50便是损失50%,但是有百万家财的被偷去1万元,那只是1%,比偷50元的罪要轻得多。弟子们听了这话都觉得有理,却不知道是否真的行得通,因为都不是学政法的,也就不能赞一辞,只得“姑妄听之”——先生的本意也在“姑妄说之”。先生又常对人们只知请他讲学表示不满,一再十分认真地对弟子们说,你们不知道我,我所长的是在谈zhengzhi。弟子们对他这方面的著作,特别是发表在《民报》上的,都热心地读过,也没有什么反对,不过心里还是觉得老夫子的伟大第一是反满清,其二是有学问,实在看不出他有多大的zhengzhi才能②。

①参看周作人:《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鬼头》
②参看周作人:《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章太炎的法律》


  先生也很民主,讲课、闲谈时,常要学生发表意见。最喜欢发言的自然是钱玄同,他常常当着先生面,打开他的“话匣子”(这是后来同窗们送给他的一个别号,形容他话多而急的状态),就不知停歇,而且指手划脚的,仿佛是在坐席上乱爬,鲁迅、许寿裳便给他起了“爬来爬去”的雅号。后来据钱玄同自己说,他有时和太炎先生谈论,在大家散了之后仍旧不走,谈到晚上便在《民报》社里住宿,接着谈论。谈什么呢?无非是文字复古的方法。太炎先生与钱玄同都主张名物云谓,凡字必求其“本字”,并且应该用最正确的字体把它写出来。这可是个难题,因为当时甲骨文还未发现,钟鼎文又是太炎先生所不相信的。临了太炎先生提出用小篆的办法。但这也有问题:小篆见于《说文》的字数太少,又照例不能用偏旁凑合自己来创造。后来经过苦心研究,钱玄同总算是写出一部“小篆精写”的周文之(沐润)的《说文窥管》,“其中犹有阙字未补,误字未正”;一部楷体篆书的太炎先生的《小学答问》,一部《新出三体石经考》(收入《章氏丛书》续编),太炎先生特地手书题跋其后云:“吴兴钱夏,前为余写《小学答问》,字体依附正篆,裁别至严,胜于张力臣之写《音学五书》”①——不过,这已经是30年后的事了。

①参见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

  《说文解字》讲完以后,还讲《庄子》,周作人却不大记得了,也许他只听讲《说文》,以后就没有去吧。周作人晚年说起此事时,并不感遗憾;他说:“这《庄子》的讲义,后来有一部分整理成书,便是《齐物论释》,乃是运用他广博的佛学知识来加以说明的。属于佛教的圆通部门;虽然是很可佩服,不过对于个人没有多少兴趣,所以对于没有听这庄子讲义并不觉得有什么懊悔。实在倒还是这chinazhongguo文字的知识,给予我不少的益处,是我所十分感谢的”②。认真说起来,给周作人以深刻影响的,还是渗透在太炎先生讲学中的复古精神。周作人曾听钱玄同或龚未生说起,太炎先生居东京时,每早听外边卖鲜豆豉的呼声,总要对弟子们说:“这是卖什么的?Natto,natto,叫的那么凄凉”③!这件事,给周作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后周作人说,这卖鲜豆豉的呼声,与北京寒夜深更卖硬面饽饽的叫卖声十分相近,而那“凄凉”的声声叫唤,最能引起抱有亡国之恨的游子的共鸣。周作人又听说,钱玄同的brothergege钱念劬与夏穗卿先生在东京街上走路,看见店铺招牌的某文句或某字体,常指点慨叹,谓犹存唐代遗风,非现今chinazhongguo所有。周作人本人也有类似的体验,当chinazhongguo留学生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自己民族已经失去了的古风犹存时,是不能不勾起思古之幽情的。这种复古情绪与民族zhuyi思潮交织在一起,几乎支配了当时的日本chinazhongguo留学生界。早在1903年《浙江潮》上就有人著文宣称:“今日者,民族zhuyi发达之时代也,而chinazhongguo首当其冲,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zhuyi提倡于吾chinazhongguo,则吾chinazhongguo乃真亡也”④。周作人自己也说,他“读了《新民丛报》、《民报》、《革命军》、《新广东》之类,一变而为排满(以及复古),坚持民族zhuyi者计有十年之久”⑤。而民族zhuyi当时有双重意义,对外是反对帝国zhuyi侵略和奴役,对内则是反对清朝统治者对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压迫与统治,以及其所实行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卖国zhuyi政策。“外抗列强”与“内覆清廷”就成为当时民族zhuyi的两大口号。正是在“反清”旗帜下,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产生了“恢复汉族统治正统”的幻想。章太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了“光复”的口号,声称“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chinazhongguo之种族也”。1906年章太炎出狱访日,又进一步号召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热肠”,亲自主持国学讲习会,以“复古”即恢复汉族传统文化作为反对满清统治的思想武器。这在当时的爱国留学生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周作人后来回忆说:“我那时又是民族革命一信徒,凡民族zhuyi必会有复古思想在里边,我们反对清朝,觉得清朝以前或元朝以前的差不多都是好的……”⑥。在受到章太炎的直接教诲后,周作人在一段时间,十分热衷于各种“复古”的试验。十年后,他在一篇题为《我的复古的经验》的文章里,这样回顾当年的种种努力——

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八○,民报社听讲》
③周作人:《夜读抄·〈一岁货声〉之余》
④余一:《民族zhuyi论》,收《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2卷。
⑤周作人:《雨天的书·元旦试笔》
⑥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六七,日本的衣食住(上)》


  最初读严几道、林琴南的译书,觉得这种以诸子之文写夷人的话的办法非常正当,便竭力的学他。……随后听了太炎先生的教诲,更进一步,改去那“载飞载鸣”的调子,换上许多古字(如踢改为踶,耶改为邪之类)——多谢这种努力,《域外novelxiaoshuo集》的原版只卖去了20部。这是我复古的第一支路。
  《新约》在chinazhongguo有文理与官话两种译本,官话本固然看不起,就是文理本也觉得不满足,因为文章还欠“古”,比不上周秦诸子和佛经的古雅。我于是决意“越俎”来改译,足有三年工夫预备这件工作,读希腊文①,预定先译《四福音书》及《伊索寓言》,因为这时候对于林琴南君的伊索译本也嫌它太古了!——到了后来,觉得圣书白话本已经很好,文理也可不必,更没有改译的必要。这是后话。以上是我的复古的第二支路。

①1908年秋,周作人进了美国教会办的立教大学,学正统古希腊文,教本用的是怀德的《初步希腊文》以后是克什诺芬的《进军记》,有时还到与立教大学有关系的‘(三一学院)’听希腊文的‘福音书’讲义,这乃那时代的希腊白话文”。

  以前我作古文,都用一句一圈的点句法。后来想到希腊古人都是整块的连写,不分句读段落,也不分家,觉得很是古朴,可以效法;chinazhongguo文章的写法正是这样,可谓不谋而合,用圈点句殊欠古雅。……因此我就主张取消圈点的办法,一篇文章必须整块的连写到底(虽然仍有题目,不能彻底的遵循古法)。……这是我的复古的第三支路。


  而且,这种复古的精神,并非周作人个人所独有,大抵同时代同职业的人多有此种倾向。章太炎《说文》班里的同学钱玄同直到辛亥革命前后,还在故乡浙江作《深衣冠服说》,考究古深衣的制度,并且身体力行,自己做了一套,某一天,戴上“玄冠”,穿上“深衣”,系上“大带”上办公所去,朋友们从此传为笑柄。周作人那一代人年青时的“复古”试验,在后来者的眼里,不免觉得可笑,但在当时却是很正经地做着,而且做得很彻底,可谓“言行一致”。用周作人自己的话说,“我们这样的复古,耗费了不少时间与精力,但也因此得到一个极大的利益,便是‘此路不通’的一个教训”①;而那执着的理想zhuyi的追求,更是令人追怀不已的。

①周作人:《雨天的书·我的复古经验》

  大概民报社听讲以后,周氏兄弟、许寿裳这一伙与太炎先生之间就建立起一种朋友般的信任。1908年,章太炎有了为难之处——日本当局借口“民报”编辑人换人未报官厅,将报社封门,还判了社长章太炎罚金150元,如过限不交,改处惩役。拖到最后一天,罚金仍无着落。晚上龚未生来到鲁迅、周作人等住的伍舍求助,但大家都是穷官费生,面面相觑,毫无办法;最后还是许寿裳想起,湖北留学生陈某替张之洞经手译印国文会的《支那经济全书》,毕业回去时尚未完了,托他代办,存折上有二三百元钱,为救老夫子的急,只得把这钱暂时移用一下。太炎先生终得免于去作工,大家也为能替老师效劳而感到欣慰①。①周作人:《鲁迅的故家·民报案》
  周作人最难忘的,还是追随太炎先生学梵文事。那是1909年春夏之间,龚未生突然带来太炎先生的一封信。信面系用篆文所写,其文云:

豫才/启明兄鉴:数日未晤,梵师密史罗已来,准于16上午10时开课,此简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赴。此半月学费弟已垫出,无庸急急也。手书。即颂撰祉。
  麟顿 首 十四

  太炎先生态度如此诚恳,周氏兄弟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好。到了16日那天上午,周作人如约赶到预定的讲课地点——智度寺,老师也即刻来了,学生就只太炎先生与周作人两人。教师开始在洋纸上画出字母来,再教发音。章太炎与周作人都一一照样描下来,一面念着。可是字形难记,音也难学,字数不多,简直有点弄不清楚。到了中午12点,停止讲授了,教师另在纸上写了一行梵字,用英语说明道:“我替他拼名字”,对太炎先生看看,随口念道:“披遏耳羌”,太炎先生与周作人相视茫然。教师又重复一遍,周作人这才省悟,忙说道:“他的名字是章炳麟,不是披遏耳羌”,可是教师似乎听惯了英文的拼法,总以为那是对的,解释不清楚,只能就此了事。据周作人说,这“一师二徒”的梵文班他只去过两次,因为觉得太难,恐不能学成,所以也就中止了。
  这算是辜负了太炎先生的一片诚意;但周作人却由此对太炎先生有了更深的了解。1936年,太炎先生去世以后,周作人拖了半年之久,勉力写了一篇悼念文章,题目就是《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文章最后说——

  “太炎先生以朴学大师兼治佛法,又以依自不依他为标准,故推重法相与禅宗,而净土秘密二宗独所不取,此即与普通信徒大异。……且先生不但承认佛教出于婆罗门正宗,……又欲翻读吠檀多爽义书,中年以后发心学习梵天语,不辞以外道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能及,足为后学之模范者也。我于太炎先生的学问与思想,未能知其百一,但此伟大的气象得以懂得一点,即此一点却已使我获益非浅矣”。

  这就是周作人心目中的章太炎:既“依自不依他”,坚持思想独立自主性,又兼收各家,“不辞以外道为师”,俨然博大精进的大师气象。
  这正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