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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徘徊中的追求 促成周作人的这种转变的契机,却是1903年10月一次偶发的大病。这场病来得很猛:一个星期天突然昏不知人,而且医药无效。数日后送外国教会开办的鼓楼医院求治,医院待遇却特别的糟,一夕即出。最后还是寄居在革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朋友刘寿昆的书店里,治疗多日,才稍有起(se-dangjin)。回校不久,忽病又作,足大肿,自膝以下胀如盅,良久不消,不得已才随刚解职的椒生公返回家乡。隔一天由周作人少时即已熟悉的“做不shaa”荣生抬轿,到附近诸暨的名医包越潮诊所治疗,看了一个多月,腿上的肿才渐渐消除。不料左侧右颈上,耳朵背后,又突然生一大疽,俗名叫“发际”,这是颇难治疗,而且十分危险的。幸而南街的外科医生李介甫给开了dao,月余后始愈。前后足足病了四个月,“病魔缠绕可为久矣”①。 ①周作人日记:《四阅月之病魔》,载《鲁迅研究资料》12辑。 周作人在病中中断了日记,仅有“病榻之杂记”寥寥数语,此后也几乎不谈这场意外的大病,因此,很难确切地说出在长达四个月的与病魔的搏斗中,周作人的思绪究竟如何。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1903年10月达到顶峰的周作人几欲冲决而出的革命激情,因这场大病而陡受遏制。也许病中一再发生的突然事故——病刚愈突发足肿,肿才消又生大疽,由之而产生的磨人的痛苦,使周作人看到、想到人世的另一面,这是他原先处于理想zhuyi的亢奋状态时所不曾思及的。也许在漫长而悠闲的治病、养病生活中,因外界刺激而冲动起来的周作人渐渐地平息下来,恢复了自我的常态,原先深刻地影响着周作人,而被激进思潮暂时压抑着的传统思想,又重新升腾起来……。总之,在周作人病愈后回到南京不久,我们就在他的日记中,看到了如下内心的解剖—— 三月杪为学事经营三日,嗣忽不成,令我绝望,觉我无复有脑,无复有血,神经为病,历三数日,有世事皆恶之思想,而觉前此种种为大谬,为自苦,故我自谥为愚夫。佛说以前种种事,譬如今日死,以后种种事,譬如今日生,善哉善哉。又饶舌矣,我以后乐天②。 ②周作人日记:《三月中之感情及思想之变迁》,收《鲁迅研究资料》12辑。 引起周作人思想“变迁”的直接原因是要求出国学习受阻;但这里所流露的“觉前此之种种为大谬,为自苦”的自我否定与忏悔,“悲天”与“乐天”的矛盾冲突,恐非一时的刺激所致,大概也曾在病中折磨过周作人吧。 1904年夏,周作人回家度假,又遇到了家庭生活中的突变:他的祖父介孚公于7月13日(阴历六月初一)遽然逝世。 祖父身体一向强健,这年5月却生了病,看样子好象感冒,发热,有点气急,人似乎还有精神。然而,曾经给鲁迅父亲看过病、并被鲁迅写进《父亲的病》一文中的名医何廉臣,把了脉,看过舌苔后,却意外地对祖父说:“你可以准备后事了”。介孚公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他把同辈的熊三公公叫来,托咐说:“人总是要死的,我年68,不算短寿,也可以了。如今家境不太好,办后事量力而为吧!总要为活人着想,丧事从简”。在写完自己最后的日记后,他躺下了。过了几天,到7月13日这天早上,他对随侍在旁的周建人说了声“我起不来了”,当晚即安宁地熟睡不醒。以后,在清理他的书籍时,家人发现了他留下的一副挽联,是他亲笔写的:“死后有知,地下相逢多骨肉。生原无补,世间何时立纲常!”据鲁迅解释,上联是说“活着的人,和他并不亲热”,下联则表示“人世间的纲常已紊乱了,活着也没有什么用处”。那么,鲁迅、周作人的祖父是看到了随着封建纲常的必然瓦解,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既无可奈何,却又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的。这与他们的父亲以至子京爷爷临终时以“不孝子孙”、“呆子孙”自责,同样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强烈的印象与刺激。 对于周作人,打击也许是格外沉重的。由于周作人曾经在杭州陪伴祖父有一年之久,祖父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对祖父的感情,都胜过父亲。而且由于父亲早逝,鲁迅远在日本,“承重”的责任自然落在周作人身上。尽管介孚公生前已经有丧事从简的安排,但也仅是不开吊而已,一切习俗总还是照旧的。先是弄“门讣”,在大门口钉上麻布,以示“报丧”。接着是入殓:作为“孝孙”的周作人,穿上13件殓衣,两手交叉放在腹前,旁边有两人扶着,一人手里张伞,一人则行鼓乐导孝子至马河边,扔铜钱铁钉各一,打起半桶水来,这叫“买水”;回到家里,给死者胸前揩抹身体三次,表示揩去死者生前所受污辱,还其干净身体,去见祖宗。殓衣也是明朝服装,梳好头,穿上内衣内裤,再由孝子捧着死者的头,左右有两个人给死者穿衣服,殓衣也有13件。胸前挂一袋,叫招文袋,放进死者爱好的东西——祖父的古玩玉器所剩无几,都留给了泮庶祖母,因此,只放了一些图章、信件之类的东西。接着就是包衾,用带子将上身、腰部和脚部捆住。祭毕,把尸体两脚踏在棺材底,盖上寿被,然后,用石灰包把头部、四周空隙的地方塞实,盖上棺材盖,用法砝涂上生漆和生面粉,塞进合榫处,就把棺材密封了。再祭香烛和饭菜,以后每天要上饭三次,到出丧为止。另外,还要供阴差饭,柩前挂白布幔,叫孝帘,中悬祖父遗像,叫神像,桌子系绣花锻桌帏,桌上供五事摆九云箩,供祭菜。死后七日开始作道场,到五七由道士作炼度的法事,白天只念道经,对着三清(道教所尊三位神,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道君,太清太上老君)的画像行礼。到了夜里,所有道士都装束登场,身披鹤氅,头戴道冠,上边插着金如意,手执牙笏,足踏禹步①。头一夜是上表,周作人作为“孝子”背着表文,在大道士率领下,请求为死者赎罪,俯伏在坛下,约莫个把钟头,据说这是大入定,神魂到天上面圣去了。第二夜是破地狱,四、五尺见方的纸糊的酆都城,放在大厅当中,大道士走来作法,念完咒,把手里的木制七星剑戮进纸糊的城门,把它撕得粉碎。由小道士扮演的各种鬼魂,纷纷登场,作种种引人发笑的表情动作。第三夜炼幡,把记着死者姓名的幡折叠好,外边层层用盐卤浸过的耐火包装,每一层里藏一件纸糊的五彩东西,包十层,扎得象莲蓬似的,左右两付金童玉女,也是一层层包扎好,这三样东西放在柴堆上烧炼,在适宜时间抖掉外壳,把夹着的彩物挥舞一会,又烧掉,到烧到最后一层,即是主幡(里面有一张介孚公的像),最后把炼出来的三道幡,送到灵前,供了起来,像征介孚公已从血污池中超渡得救。断七之后,便是出殡。在起灵时,棺材头上放一粗碗,棺材一举起,就用这碗猛力向材头击成粉碎……。 ①这道士的“禹步”大概给周作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四十年后,已经是日伪“督办”的周作人在对南京学生讲演时,曾当场表演了“禹步”的姿势。 周作人和他的弟弟周建人后来都回忆说,祖父的丧礼相当冷清,送葬的人也很少。在和尚道士念经拜忏的扰攘嘈杂之中,透露出的这死者的寂寞,是能给人以重压的。筋疲力尽的周作人默默地、机械地完成着人们按祖传习俗规定他必须完成的种种动作,他的内心大约只是一片空白。然而,在一切都按规矩结束,拜完了,哭够了以后,突然沉静下来,周作人也许会回想起祖父的一生吧。或许这位一向好ma人、好给人以难堪的祖父——几年前曾强迫周作人穿着长衫买菜,一年前还辱ma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是“乌大菱壳氽到一起来了”①——,因为这死之清醒与寂寞,而引起周作人的夹带着悲凉的温煦的回忆吧。的确,祖父ma起人来好用比喻、典故,相当刻薄②(这对周氏兄弟后来论战时的“ma人”大概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他内心深处对于自己的孙子是别有一种爱的。以后周作人多次回忆起,1899年祖父还在杭州的狱中的时候,写给子孙的《恒训》;《恒训》的结尾几句话:“予性介,运复蹇,不能积财以封殖,爱将生平所闻见者,可法可鉴持身保家之道,备述此编”,“作我子孙居家之鉴,为成为败,在自择耳”,写尽了这位一生坎坷。“身历盛衰”的老人内心的寂寞、苍凉、以及对子孙的挚爱与厚望,周作人们读了是不能不悄然动容的。鲁迅曾于1899年11月30日至12月,在江南陆师学堂学习时,将介孚公的《恒训》恭录下来③,大概也是出于这种心情。《恒训》中所说的人生经验确无深刻之处,但其再三告诫子孙勿忘祖辈乃多有恒产的大户大家,必要洁身自好,勿游惰④,不结会聚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却对周作人有一种潜在的近乎神秘的影响,特别是在他过于偏斜于“十字街头”的流氓、叛徒时,他就要回想起《恒训》,并感到自己血缘里的贵族传统的牵制力量。 ①据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里说明:“我们家乡是水乡,河港里都是菱,人们吃了菱,往往把菱壳倒回河港里,这菱壳就漂浮在水面上,日子一久,就发黑。因此,这“乌大菱壳”是垃圾或废物的意思。 ②周作人曾这样分析祖父的“ma人”:“介孚公爱ma人,自然是家里的人最感痛苦……,一般人听了也不愉快,因为不但ma的话没有什么好听,有时话里也会有刺,听的人疑心是指桑ma槐,那就更有点难受了。他的ma人……似乎很特别,但我推想也可能是师爷学风的余留”(《鲁迅的故家·百草园·六一,恒训》)。 ③鲁迅的手抄本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④《恒训》中有一段话是周作人以后时时提及的:“少年看戏,三日夜归,倦甚。我父斥曰:‘汝有用精神,为下贱戏子所耗,何昏庸至此。’自后,逢歌戏筵席,辄忆前训,即托故速归”。 对于大病之后的周作人,这种传统的牵制力也许是别具一种魅力的。甚至祖父丧礼中繁缛的礼节习俗,在使他疲惫不堪之后,追忆起来也会浮起一缕淡淡的温馨之情。也许正是出于对传统的追怀,也许是亲历的“病”与“死”引起形而上的人生意义探索的兴趣,周作人于1905年初开始读起佛经来②。 ②周作人日记:甲辰十二月初九:“下午归,经延龄巷,购经二卷”;12月11日:“购佛学书目提要”;12月18日:“往城南购书物……又西方接引图……,得佛学书目表一册”;12月19日:“看《起信论》一段,又《纂注》14页”。 1936年周作人在《读戒律》(收《风雨谈》)中这样回忆说—— 我读佛经最初还是在30多年前,……这头一次所买的佛经,我记得一种是《楞严经》,一种是《诸佛要集经》与《投身饲饿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经》等三经同卷,第二次再到金陵刻经处请求教示,据云顶好修净土宗,而以读《起信论》为入手,那时所买的大抵便是论及注疏,一大张的图或者即是对于西土响往。可是我看了《起信论》不大好懂,净土宗又不怎么喜欢,虽然他的意思我是觉得可以懂的…… 在《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谈到读佛经的最初经验时,却是这么说的—— 其实我根本是个“少信”的人,无从起信,所以始终看了“不入”,于我很有影响的乃是投身饲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的故事。这件浪漫的本生故事一直在我的记忆上留一痕迹①。 ①在周作人的“记忆”中再次出现“投身饲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的意象,是在40年后,即周作人投身事敌以后:他显然希望从这一意象中获得一种历史的悲壮感。详见本书第8章与第9章有关部分。 实际上周作人所受佛经的影响是远不止此的。差不多在此同时,周作人日记里出现了如下思想自白:“世有轮回,吾愿吾慰,今生不得志,可待来生,来生又可待来生,如掷五琼(骰也),屡么必一六,而今已矣。偶尔为人,忽焉而生,忽焉而死,成败利钝,一而不再,始图再励,其可得乎?然此持悲观之言,尚未身历日暮途穷之境者也。彼惊弓之鸟,又更当何如?破甑覆水,自达人视之,旷必也,然不可令伤心人见之。……人生几何?百年一瞬,乃偏于悲惨世界断送一生,较吾辈之感慨,更何如耶?落花返枝,如此庄严世界,吾惟于梦中或见之耳”②。 ②周作人:顽石日记:甲辰岁十二月廿四日 诚然,这差不多是佛教教义的肤浅的演义;但对周作人,他的思考方向却由此而发生转移:从现实zhengzhi层面的关注转向抽象的人生哲学的思考。 最初的思考既是幼稚的,又是严肃的:把个人放在无限的时、空中来考察,20岁的周作人首先注意到的事实是:“世界之有我矣,已20年矣;然20年以前无我也,20年后亦必无我也。则我之为我,亦仅如轻尘栖弱草,弹指终归寂灭耳”①,这种“人生无常”的宿命感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虚无zhuyi的感伤倾向;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一切竞争皆可省”②,一切为gguuoojiia、民族、社会,以至个人的努力都是徒劳,即使因为“七情所感,哀乐无端,拉杂记之”,“亦未始非蜉蝣世界之一消遣法也”③。周作人在这一年除夕之夜所写的日记里,把自己的人生哲学概括为在“乐生”与“乐死”之间的徘徊:“岁又就阑,予之感情为如何乎?盖无非一乐生zhuyi而已。除夕予有诗云:‘东风三月烟花好,秋意千山云树幽。冬最无情今归去,明朝又得及春游’。可以见之。然予之zhuyi,非仅乐生(此乐主快乐说),直并乐死(主欢乐说)。小除诗云:‘一年倏就除,风物何凄紧。百岁良悠悠,白日催人尽。既不为大椿,便应如朝菌。一死息群生,何处向灵蠢’,可以见之”④。所谓“乐生”不过是古人所说的“及时行乐”,而“乐死”的达观,也是古已有之的。 ①周作人:《秋草园日记甲叙》 ②周作人:《甲辰十二月二十六日日记附记》 ③周作人:《秋草园日记甲叙》 ④周作人顽石日记:甲辰岁十二月二十九日日记,载《鲁迅研究资料》13辑。 在另一篇日记里,谈及现实是非,则有更浓重的老庄哲学的气味:“天下之事无定名,皆记号而已。……某也我也人也,吾乌从而分别之,安用是怒不怒为?天下无真是非,以习见与不习见为断。虽然,安知人之所习见以为是者,我不以为非,所不习见以为非者,我不以为是,人我之见,既不能同,则是非之名,乌从而立乎?以一己之所是非,而以为是非人者,非妄人则老学究也”,从相对zhuyi的眼光看来,自然是要取消“是非”这一命题本身的。自以为超越了是非,也超越了生死,再来看尚未彻悟,仍为某种目的、追求辛苦转辗的人世间,自然要产生一种悲悯之感;因此,周作人在日记中,紧接着写道:“世人吾昔觉其可恶,则今见其可悲,茫茫大陆,荆蕙不齐,孰为猿鹤,孰为沙虫,要之皆可怜儿也”①。总之,人生无常,无可作为,是非难定,人世可悯:这构成了周作人心灵深处一个永远除不去的阴影;他后世的消极在这里埋下了最初的“根”。 ①周作人《顽石日记》:甲辰二月初七日记 以后,周作人在回顾自己这一段思想历程时,特地提出了金圣叹的影响②,这是颇值得注意的。据清代王应奎《柳南随笔》载,金圣叹在获罪坐斩前,“闻圣叹将死,大叹诧曰,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于是一笑受刑,其妻子亦遣戌边塞云”。将人间至痛至惨之事,以“玩笑”待之,或者如鲁迅所说,“从血泊中寻出闲适来”③:这就是金圣叹的人生态度。前述周作人之视生死为“游戏”里,金圣叹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人生观上的虚无zhuyi的玩世态度,与zhengzhi上的急进立场构成了这一时期周作人的一个内在矛盾。而这一矛盾,同样也不是属于周作人一人的。 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六三,五年间的回顾》 ③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四》 周作人在另一处日记里,将自己大病前后的思想,作了一个概括:“近年我之思想大变。昔主强权,今主悲悯;昔主欧化,今主国粹”,并说:“今者,或乃瞀于西学,至欲唾弃国学,过矣”①。周作人把自己思想上的变化,最后归之于在东、西方文化选择上的转移(即所谓“欧化”与“国粹”)是抓住了要害的。在现代zhongguo,知识分子道路的选择,总是与对东、西方文化的选择联系在一起。在“欧化”与“国粹”间徘徊,构成了周作人这样的知识分子思想上的一个最深刻的矛盾。现在周作人所发生的是,在接受西方文化以后,第一次向传统文化的倾斜,以后在周作人的人生旅途中还要多次发生这样的倾斜。 ①周作人《顽石日记》:甲辰岁十二月十二日日记 于是,我们又读到这样一段感情的真实记录:“过朝天宫,见人于小池塘内捕鱼,劳而所得不多,大抵公鳅鱼之属耳。忆故乡菱荡钓鱼鲦之景,宁可再得,令人不觉有故园之思”②。这里显然含着怀旧的意味。在周作人心目中,“故乡”正渐渐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此后,每当向传统的倾斜,总要以“故园之思”相伴随:这几乎成为周作人思想、感情发展的一个“规律”了。 ②周作人:《顽石日记》甲辰2月25日日记 于是,周作人从热衷于zhengzhi活动转向文学活动,由梁启超转向林纾,就是很自然的了。 说起来,在清末思想界的先驱者中,周作人最早接触的,还是林纾。在周作人读到严复译《天演论》前九天,即辛丑(1902年)12月13日,周作人日记中就透露了这一信息:“正午大哥来,带来书四部。下午,……看《包探案》、《长生术》,……夜看《巴黎茶花女遗事》;”据周作人谈,《包探案》即科南达利所著《福尔摩斯侦探案》、《长生术》是哈葛德所著蛮荒novelxiaoshuo之一,《巴黎茶花女遗事》则为林琴南译本。这是周作人接触林琴南与西方文学的开端。鲁迅在回顾近代zhongguo知识分子接触西方文学的历史时曾说:在最初阶段,“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的变幻,又在《新novelxiaoshuo》上,看见了焦士威奴所做的号称科学novelxiaoshuo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后来林琴南大译英国哈葛德的novelxiaoshuo了,我们又看见了伦敦小姐之缠绵与菲洲野蛮之古怪”①。这说明,最初翻译介绍与阅读西方文学时,人们注意的中心还是“变幻”、“新奇”、“缠绵”与“古怪”的异国趣味。这样的时代文学选择兴趣,对周作人开始文学活动的方向的确定,无疑是有重大影响的。更重要的是,周作人不是在1902年2月至1903年10月自身革命情绪高涨时开始文学活动,而是在1904年末、1905年初革命情绪低落,转向“游戏人生”的时刻提笔从事译述的。这样,周作人的文学活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个人趣味的(se-dangjin)彩;至于以后走上“文学救国”的道路,是到了日本以后,更多地受了鲁迅影响的结果。 ①鲁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 据周作人自己回忆,1904年夏,他因祖父的丧事,在家耽搁较久,便应约于9月中旬,到绍兴附近的东湖通艺学堂教英语——后来演出了惊天动地的一幕的著名革命烈士徐锡麟曾以此为革命根据地。两个月后,周作人又回到学校,而学校教学依然那么麻胡,引不起半点兴趣。于是又开始读杂书。首先读的两本新书,一是英国伦敦纽恩士公司发行的《天方夜谭》插图本,装订颇为华丽,其中有阿拉廷拿着神灯,和阿里巴巴的女奴指挥着短dao跳舞的图。周作人是一直把这本《天方夜谭》看作是“真正的民间文学”,“由多年说话人的安排与听众的取舍,使它更是丰富纯熟”①,在对《天方夜谭》的欣赏里,显然包含着周作人的“平民趣味”。这一时期周作人最爱读的另一本书是zhongguo的《酉阳杂俎》;周作人介绍说:“它实在杂得可以,也广博得可以,举凡我所觉得有兴味的什么神话传说、民俗童话、传奇故事,以及草木虫鱼,无不具备,可作各种趣味知识的入门”②;这读书的选择又是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中外结合。 ①周遐寿(周作人):《鲁迅novelxiaoshuo里的人物·随录二·学堂生活》 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五一,我的新书(一)》 据周作人说,这英文本的《天方夜谭》,还引起了他“对于外国文的兴趣”,进而又转入“文法之兴趣”。学堂最初用的是商务印书馆的薄纸单面的《华英字典》;后来得到严复的《英文汉诂》,那许多叫“析辞”的详细解说,曾使周作人惊叹不已。学堂又发给一本1901年第40版的“马孙”英文法;20年后,别的什么机器书都不知去向了,唯独这本书仍保存在书架上,足见影响之深。周作人说他常象读novelxiaoshuo一样读文法书,甚至愿意和人打赌,只要有一本《古英文法》,就可以到随便什么地方愉快地消遣一个长夏。周作人是把读文法书作为对思维能力的训练的,他说研究词的变化与语法结构,可以“养成分析综合的能力”,他相信英人培因的说法,“文法是名学(即逻辑学)的一部分,于学者极有好处”①。这大概也是受了严复翻译穆勒《名学》的影响。由此而形成了周作人对于语言终生不变的兴趣;广博的语言知识,对于语言的特殊敏感,都注定了周作人将成为一个语言艺术家。而周作人从学习西方语言的开始,就注意同时引入西方的思维方式,以达到对传统思维方式的改造,这眼光就颇不一般,这对他的翻译思想的形成,自然有大的意义,这无疑是一个很高的起点。 ①周作人:《雨天的书·文法之趣味》 周作人由读书的兴趣,进而激发起创造的冲动,终于技痒而一心想把《天方夜谭》里的几篇故事翻译出来。于是有了《侠女传》的译本。先是在1904年连载于《女子世界》,后又于1905年由女子世界社出版,署名却是“萍云女士译”。卷头说明写道:“有曼绮那者波斯之一女奴也,机警有急智,其主人偶入盗穴为所shaa,盗复迹至其家,曼绮那以计悉歼之。其英勇之气颇与zhongguo红线女侠类,沉沉奴隶海,乃有此奇物,亟从欧文移译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①,那么,在奇侠的趣味中也还是包含了一些反“奴骨”的意义在内的。受着《侠女奴》成功的鼓舞,周作人接着又翻译出版了美国安介·亚伦坡(今译爱伦·坡) 的novelxiaoshuo《玉虫缘》(原名《山羊图》),这回署名是“碧罗女士”。这是一本“还没有侦探novelxiaoshuo时代的侦探novelxiaoshuo”②;但周作人感兴趣的,不只是曲折复杂的情节,更是“人称鬼才”的作者“瑰异”的风格里,别有一种“文字的趣味”——这恰恰是表现了周作人“语言艺术家”的气质的。爱伦坡是美国现代zhuyinovelxiaoshuo的先驱者之一,周作人在他刚刚斩露头角时,就注目于他,并介绍到zhongguo来,这自然是很有眼光的。直到晚年,已是80老翁的周作人重阅这早年的译本时,仍不避“敝帚自珍”之嫌,将其中一段译文一字不动地抄录在《知堂回想录》里。他是有理由爱惜这最初的译作的,因为对于周作人以趣味(包括内容、风格与文字的趣味)为中心的文学活动,这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五一,我的新书(一)》 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五二,我的新书(二)》 以后周作人又先后发表了短篇novelxiaoshuo《女猎人》①和长篇novelxiaoshuo《孤儿记》②等作品。这都是“译述”,具有一半以上的创作成份。前者参照英国生德夫人《南非搏狮记》写成,选择南非作背景,这自然是前述林译哈葛德蛮荒novelxiaoshuo的影响。在novelxiaoshuo“约言”中点明,novelxiaoshuo虽有所本,但“大半组以己意”,“作者因吾国女子日趋文弱,故组以理想而造此篇”。这样,这篇描写一位女猎人英勇搏狮的故事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价值:作家在思想与艺术上都有了自己的自觉追求。在“约言”中,周作人热情地为“理想”精神张扬:“闻之理想者,事实之母。吾今日作此想,安知他日无是人继起实践之”,正是这具有实践性的理想精神赋予novelxiaoshuo以浪漫zhuyi、英雄zhuyi的光彩③。但作者又申明:他的主人公“女猎人,无名之英雄也。必先无名之英雄多而后有名的英雄出”,这样的无名“英雄”观,又使novelxiaoshuo透露出“新时代”的某些消息。而novelxiaoshuo所张扬的“理想”,系从进化论推衍而出又有所发展:“第一zhuyi当立精神健全,而其二则必需体魄健全”,“强权世界,腕力与脑力并重,何事不如此”,人们很容易就联想起尔后在五四时期风行一时的空想社会zhuyi理想与文学的改造国民性主题:这里孕育着的正是“新思潮”的萌芽。作为一篇短篇novelxiaoshuo,《女猎人》无疑是粗糙的;它的“自觉意义”的追求,也许超过了作品本身。 ①1905.4.17作,载1905年《女子世界》第二年1号,署名会稽萍云女士。 ②1905.5.6月间作,后由上海novelxiaoshuo林书店出版,为“小本novelxiaoshuo”第一册。 ③在周作人作《女猎人》三天后,他在朋友处遇见了刚回国的秋瑾女士,畅谈多时。“夜见唱歌,有‘愿借百万头’句,秋女士云,特未知肯借末?”(1905.3.21周作人日记)。据当时印象,一切言动悉如常人,和服夹衣,下著紫红裙。没想到以后秋瑾竟作出了惊天动地的英雄事业。 今天的读者大概会对《孤儿记》更感兴趣。这篇novelxiaoshuo是“感于嚣俄(雨果)《哀史》(即《悲惨世界》)而作”。据周作人后来回忆,在《天方夜谭》之后,“我又得了几本文学书,但都是陀勒插画的《神曲地狱篇》、凯拉尔的《英雄崇拜论》之类,没有法子可以利用。那时苏子谷在上海报上译《惨世界》,梁任公又在《新novelxiaoshuo》上常讲起嚣俄,我就成了嚣俄的崇拜者,苦心孤诣地搜求他的著作,好容易设法凑了16块钱买到一部8册的美国版的嚣俄选集,这是不曾见过的一部大书”①。由模仿哈葛德的蛮荒novelxiaoshuo到转向崇拜雨果,这本身就是表示着周作人这一代人对于西方文学及西方文化理解上的逐渐深入。据周作人说,《孤儿记》写了一半,等到小主人“阿番”长大以后,就没有办法再写下去,结果只好从雨果一篇短篇novelxiaoshuo中“偷”了一部分,作为故事的结束。而整篇novelxiaoshuo的构思更是明显地得之于《悲惨世界》的启示。但周作人仍然没有放弃显示自己独立创造性的努力,在“缘起、绪言、识语”里对这个雨果式的故事作出了自己的独特阐释。他反复强调,“茫茫大地,是众生者有一日一人不得脱离苦趣,斯世界亦一日不能进于文明。固无论强权之说未能中于吾心,而亦万不能引多数幸福之言,于五十百步生分别者也”,“当其渐演渐进,姑无论进何所止,抑或乌托邦之可期,而人类悲哀,亦奚能绝迹于大地”:他不是从历史乐观zhuyi,而是从历史悲观zhuyi方面去理解进化论,得出了“人生异趋,而忧患同趣。世界永存,则罪恶与苦难亦未有尽也”的结论。对于作为进化论思想核心的生存竞争,周作人更充满了矛盾。他一面承认“天演之义大矣哉”,同时又哀叹说:“然而酷亦甚矣”,在他看来,“以强弱为衡,而以竞争为纽,世界胡复有宁日”。对于竞争的这种反感与恐惧,与前述对人类前途的忧患,和周作人这一时期的悲观、虚无、感伤情绪是一致的,更多地表现了周作人与传统的精神联系这一面,与在《女猎人》中所表现的“自强自立”的英雄zhuyi、浪漫zhuyi精神,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显示了周作人思想上深刻的矛盾的。不过,《孤儿记》序言里引述雨果的一句话却是很有意思的:“此书为全世界而作”,这表明,此时周作人所思虑的,不仅是zhongguo一国的民族苦难,而是“全世界”的苦难,他的忧患意识既是民族的,又具有全人类性。这恐怕正是周作人在南京求学的主要收获:他在这里发现了“新大陆”,初步接触了与zhongguo传统文化异质的西方文化体系,在亲身感受到的东、西方文化撞击中,既唤醒了他的民族意识,又使他具有了“向全世界开放”的胸襟与眼光,这标志着周作人从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迈出了最初的,也是决定性的一步。 ①周作人:《雨天的书·学校生活的一叶》 也正因为有了世界性的胸襟与眼光,水师学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半新半旧的格局对周作人就越来越成为一种限制,并且越来越难以忍受。于是,周作人又第二次滋生了“冲出牢笼”的强烈欲求。在这方面,鲁迅仍然是他的榜样。周作人曾在他的日记里抄录了学友胡韵仙送别鲁迅的七绝三章,其中有“英雄大志总难侔,夸向东瀛作远游。极目中原深暮(se-dangjin),回天责任在君流”等句,这是表现了鲁迅、周作人这一代人的“壮哉大志”的①。周作人为实现远游东瀛的理想,作过多次努力,却总不成功。直到1905年冬才出现了一个北京练兵处要派学生出国学海军的机会,并因此在1905年12月中旬至1906年1月中旬专赴北京应考。这是周作人第一次到北京,除了对京剧的恶感之外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又经过难耐的等待,终于在1906年秋获准去日本学习建筑。 ①周作人:壬寅二月十五日日记,载《鲁迅研究资料》11辑。 这年春夭,周作人将青少年时代在故乡所写的诗整理成册,题为《秋草闲吟》。也许周作人已经意识到,人生道路上又要面临一次新的转折;那么,重理旧稿,一面是埋藏,一面也算是留恋吧。他在《序》中写道:“龟山之松柏何青青耶,茶花其如故耶?秋草苍黄,如入梦寐,春风虽至,绿意如何?过南郭之原,其能无惘惘而雪涕也”①。正如周作人自己所说,“在这里青年期的伤感的(se-dangjin)彩还是很浓厚”②,并且掩饰不住对故乡的怀念之情。周作人大概终生都无法摆脱思乡的蛊惑,总要时时反顾,这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 ①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六三,五年间的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