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传：
第二章　发现新大陆——在南京（1901.8——1906.6）

二、一把“火”烧起来 　　记日无余事，翻书尽一编。 　　夕凉坐廊下，夜雨溺门前。 　　板榻不觉热，油灯空自煎。 　　时逢击柝叟，隔牖问安眠。③ ③周作人：《知堂杂诗钞·老虎桥杂诗补遗·夏日怀旧》 　　如果不是生活中突然出现了“一本书”，周作人的学堂生涯，也许就象这首《夏日怀旧》里所描写的那样，悠闲而自在地过了去了。 　　“转折”的消息是周作人辛丑12月24日（即1902年2月2日）日记里透露的： 　　晚大哥忽至，携来赫胥黎《天演论》①一本，译笔甚好。夜同读《苏报》等，至12点钟始睡。 ①在《天演论》之后，周作人又接触了日本加藤弘之的《物竞论》。他在壬寅正月30日日记中写道：“夜阅《物竞论》少许，虽不甚解，而尚微知其意理，以意揣之，解者三、四，颇增兴会。因恐污坏，即藏不观”。 　　第二天记：“……又看《天演论》二篇”，以后又陆续有“看赫胥黎《天演论》少许”（壬寅正月22日）、“下午看《天演论》”（壬寅二月初四，十一月初九）等记载。 　　谁也说不清周作人在阅读这“白纸石印的原本价五百文正”的小册子时，他的复杂心情与万般感触。但与周作人同时接触《天演论》的鲁迅，却留下了一个生动的记录—— 　　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②。 ②鲁迅：《朝花夕拾·琐记》 　　展开在面前的，是这样一个神奇的未知世界，怎能不令这些“莘莘学子”心向往之呢？ 　　有趣的是，怀有这样心情的，不只是周氏兄弟。比他们稍晚，1906年，还在上海澄衷学堂求学的胡适，在第一次读到《天演论》时，也是“高兴得很”；据胡适说，“几年之中”，《天演论》的思想，“象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风气所及，原名胡洪騂的胡适，也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择取了“适”字作自己的表字（“适之”）与笔名①。 ①胡适：《四十自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天演论》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影响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成为他们最初觉醒的“启蒙书”。 　　《天演论》风靡一时的“魔力”究竟在哪里？ 　　差不多50年后，周作人在为悼念母亲而写的《先母事略》里，回忆了一段往事：甲午战争的失败，曾使周作人的父亲大为震惊，他“感念时艰”，为民族的危亡忧虑万分，唯有寄希望于自己的子女，“尝言，吾有子四人，当遣其出海外求学，一往西洋，一往东洋耳”。“向西方寻求民族自救之路”——周作人父亲所表达的这一愿望，反映了1895年甲午战争后时代的共同要求，表明中国人对于西方的学习，由科学技术转向学术思想；《天演论》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从西方求来的第一个思想武器，它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强烈感受到的民族危机感，提供了自然科学的理论根据。正象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所说，“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个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日人稻叶君山在所著《清朝史》中断言，“若以近代之革新为起端于1895之候，则《天演论》者，正溯此思潮的源头，而注以活水也”，这是很有道理的。 　　对于周作人这一代，《天演论》还提供了一个与中国传统的奴隶哲学截然相反的全新的人生哲学，即自强、自力、自立、自主的进取的奋斗的人生哲学。周作人这样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当读到“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时①，是不能不怦然心跳的。 ①《天演论·导言十五，最旨·按语》 　　于是，周作人的日记里，出现了全新的语言、全新的思想：“吾国青年当自励”（壬寅7月14日日记）、“一切权我自主之，别人不得干涉”（《不柯之纪事日记前言》）：西方民主zhuyi、个人zhuyi现代思想终于在古老的东方大国知识青年心灵深处得到了历史的感应。 　　在周作人醉心于严复，如饥似渴地读他所翻译的《原富》、《名学》等西方学术名作②的同时，又为梁启超所吸引；周作人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对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的响往：“上午看《清议报》通论两卷，共200余帧，议论精当，奇辟，足以当头之棒喝，为之起舞者数日”。而且，梁启超的影响很快就超过了严复，尽管严复的思想深刻度远远超过了梁启超。那个时代，要求的是梁启超这样的思想启蒙家、宣传鼓动家的“热情”，而不是学者的“学理”。 ②据周作人日记：壬寅正月30日：“大哥函，……外又书一缚，斯密亚丹《原富》甲、乙、丙三本，亦佳；”同年6月20日、7月25日日记均有读《原富》的记载。又，壬寅7月初四：“金票斋有严又陵《译名学部甲》出售。……是书系英伦穆勒约翰原著，豫兄来函云其书甚好，嘱购阅”。同年7月，初八，7月13日、14日、16日、22日，10月初一日记中均有阅读《名学》的记载。 　　于是，我们又读到了周作人的如下日记—— 　　壬寅7月初三：“夜向同学黄君明第借得《新民丛报》11号，阅之，内好书甚多，率皆饮冰子所著。看至半夜，不忍就枕。善哉！善哉！令我有余慕矣！” 　　壬寅7月初四：“上午抄《饮冰室诗话》、《尺牍》及摘录《新罗马传奇》、《新民说》等，至午竟。下午发致韵仙，托买《饮冰自由书》、《中国魂》二书。……” 　　壬寅7月初六：“上午……郑君则善亦来带报甚多，往借得《国民报》、《译书汇编》、《文言报》等。……夜借得《自由书》一册阅之，美不胜收，至四更始阅半本，即睡”。 　　壬寅7月初七：“上午《自由书》看竟，换得《新民报》二册，……下午看报。夜还，灯下看《波兰战史》……”。 　　壬寅七月初八：“晨，……坐车到夫子庙明达书庄买穆勒《名学部甲》二本，八角；日本《维新英雄儿女奇遇记》一本，二角；《露漱格兰小传》一本，三角；共小洋一元四。……夜阅《奇遇记》、《露漱传》，甚佳，夜半看讫，睡”。 　　初九日：“……下午看《新民报》，至晚竟四本。夜看《帝国zhuyi》一卷，四更睡”。 　　初十日：“上午看《露漱小传》，下午摘抄《新民报》，夜看《说部》”。 　　11日：“上午看《新民报》。下午看赫胥黎《天演论》一卷，夜阅竟；……夜半倦甚睡”。 　　12日：“上午看报。……下午看穆勒《名学》三篇，苦不可解。夜看七期《新民丛报》一册，原10册已看竟，欲觅他书看，醒睡遍寻无可阅者，不得已就寝。是日黄昏，闻促织鸣”。 　　13日：“上午看《名学》一卷。午大雨甚厉，下午雨犹不止。看《国民报》两册，词意危竦，一字一血，睡狮睡狮，曷其醒焉”！ 　　14日：“上午阅《名学》乙卷，睡少顷。下午看新会梁任公启超所著《现世界大势论》一卷，四月出版，后附《灭国新法》，论词旨危，切吾国青年，当自励焉。又看那特《政治学》上编一卷”。 　　我们几乎是逐日摘抄了周作人的日记。对于周作人这一代人，这是一次“久违”了的激情喷发。中国的传统旧学，早已失去了魅力，激发不起任何热情与想象力；经过一阵失落的痛苦与寻求的焦躁之后，这一代人终于在严复、梁启超所介绍的西方“新学”里，找到了智慧与激情的新的原动力。这“发现新大陆”的巨大喜悦，和民族危亡的沉重与民族自救的激昂融合一起，所产生的强烈而深沉的感情力量是震撼人心的。对于周作人个人，长期压抑的个性的一个侧面，终于得到了一次难得的表现机会。周作人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同学）胡韵仙……与何君……评予内蕴不露，接物谦和，予哑然笑其皮相也”①。他们哪里知道，就在周作人“谦和”的外表下，正包蕴着怎样的一团炙人的“火”！这种内在的激烈，是周作人思想、性格不可或缺的方面，与乃兄鲁迅是一脉相通的。 ①周作人：壬寅二月初七日记 　　有周作人那个时代，以至整个中国20世纪，现实政治斗争问题具有更大的迫切性。因此，当我们在周作人日记里很快就读到了下列急进的政治言论，是一点也用不着惊异的：“上午看《劝学篇》少许，即弃去。剽窃唾余，毫无足取；且其立意，甚主专制，斥民权自由平等之说，生成奴隶根性。此书一出，独夫之心，日益骄固，可恨也”②。在另一篇日记里，周作人更对满清专制政权的实际统治者、炙手可热的热那氏表示蔑视，怒斥其为“人妖”，“我支那之冤业”③。——洋务派苦心经营的水师学堂的年青学生就这样坚决地否定了师长们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zhuyi路线；昨日的“尊王攘夷”派，很短的时间内，就彻底否定了封建专制政治体制，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的盟友，坚定的东方民主zhuyi派；刚刚学会、掌握尚不熟练的民权、自由、平等之说，竟然轻而易举地击败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zhuyi思想：这一切，都是近代思想发展史上的典型现象。 ②周作人：壬寅7月28日日记 ③周作人：癸卯元月11日日记 　　在周作人的日记里，又有了如下记录—— 　　下午，接家信，促归考，即作复，历陈利害，坚却不赴①。 ①周作人壬寅7月27日日记 　　“上午作论，文机钝塞，半日不成一字。饭后始乱写得百余字，草率了事。顾予甚喜，此予改良之发端，亦进步之实证也。今是昨非，我已深自忏悔；然欲心存所得，必当尽弃昔日章句之学方可，予之拼与八股尊神绝交者，其义如此②。 ②周作人壬寅11月16日日记 　　抗拒应式，与八股尊神绝交，这都标示着周作人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道路的决裂；而且，终其一生，周作人与八股尊神及其各类变种，从不曾妥协过，由此而形成周作人思想的一大特(se-dangjin)。处在思想急剧变动的时代，“今是而昨非”的自我否定与“忏悔”，更是这一代人的典型心态。 　　如果不加说明，就很难想象，下面这首诗竟出于周作人之手—— 　　焚书未尽秦皇死，复辟犹存哲士悲。 　　降世惟知珍腐鼠，穷经毕竟负须糜。 　　文章自古无真理，典籍于今多丐词。 　　学界茫茫谁革命，仰天长啸酒酣时。 　　这简直是一篇“学界革命”也即思想革命的宣言书。而周作人所呼唤的“革命”的内容、外在表现形式都是“极端”与“偏激”的：无论是“文章自古无真理，典籍于今多丐词”的全盘否定，还是对秦始皇焚书的无条件肯定，都属于“过论”。周作人自己也意识到“当不见斥为丧心病狂”，但他接着表示：“即斥为丧心病狂，亦全所不辞者也”①。这与尔后周作人奉为圭臬的“中庸之道”是格格不入的。这里自然有时代气氛与梁启超的影响；但确也反映了周作人内在气质本有“极端”这一面。 ①以上引诗与引文均见壬寅11月17日日记（收《鲁迅研究资料》11辑）。 　　而且，还不止于言词的激烈；这一代人最热衷的是，迅速地将思想转换为行动。周作人与他的同学胡韵仙、李昭文、江尚祜等人立即组织起来，共同订阅由当时最负盛名的革命学者章太炎主编的《苏报》，举行演讲、辩论②。周作人后来回忆说：“苏报上最热闹的是学堂里的风潮，几乎是天天都有的。风潮中最有名的是‘南洋公学’的学生退学。以后陆续的各地都发生了。仿佛是不闹风潮，不闹到退学，便不成其为学堂的样子，这是很有点可笑的，却也是实在的事情”③。有一天周作人在《苏报》上看见一则“浙江大学堂散学事”的报道，意外地发现参加风潮的学生中竟有自己的中表妹，大为振奋，在日记中写道：“吾乡学界之力潮澎胀也，自立之机或兆于此，为之大喜”。于是，提笔写下了“致浙江退学诸君”函一纸，“劝组织军队，与东京、上海响应”④。光鼓励别人“造反”自然不过瘾，周作人与同伴又商量着致函吴稚晖，要求参加上海组织的义勇军⑤，直接投身到“排满拒俄”的实际革命运动中去。据周作人说：“过了多少天之后接得吴公的一封回信，大意说诸位的意思甚好，俟组织就绪时当再奉闻云云。后来义勇军未曾成立，这问题自然也了结了”⑥。 ②周作人癸卯四月初五日记中生动地记载了他们演讲、辩论的情形：“夜偕李昭文至胡君处所听江尚佑的演说时事及辩说孔子，甚有条理。虽予倔强，素不信孔，初不因此转移，然其说亦有见，亦不得不谓之是也。予恶儒之性已如磐石矣。姑妄听之，非真心折也”。（日记载《鲁迅研究资料》12辑） ③《知堂回想录·四四，风潮（二）》 ④周作人癸卯4月15日日记 ⑤1903年4月沙俄向清zheengffuu提出七项要求，妄图永远控制东三省，建立所谓“huangse俄罗斯”。4月27日，上海各界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通电反对沙俄改约。29日，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召开大会，成立拒俄义勇军。上海也酝酿成立拒俄义勇军，为首者为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等。 ⑥周作人：《风雨谈·旧日记钞》 　　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于是又寻找新的“喷发口”—— 　　晨起方束装拟往城南，忽江尚佑君匆遽来白，云韵仙因昨作《颍考叔茅焦论》，痛骂那拉氏，驾驶学生监责之，事大决裂。予亟驰往，韵仙已退去，收拾衣装，有退学之势。予在彼处坐至午始回。下午因游有禀制台之言，予等四人至诵堂商量方略，约二下钟共出门往卢龙山僻处一游，日暮始返。灯下作函三通，其一报告《苏报》总撰述①。 ①周作人：癸卯4月28日日记 　　这件事自然也是不了了之。但周作人等此时是不知气馁为何物的。任何最细小的行动，只要具有反抗的意义，都能使他们兴奋不已—— 　　剃头，予嫌发太多，令剃去三分之一，留发不多。伧父本将失笑，然余惟不屑与垂大尾者为伍，故以此以示区别。彼松辫子刘海箍者必指我为狂夫，我不顾也，我甚愿也①。 ①周作人：癸卯3月29日日记 　　过庙，予与侠畊（即胡韵仙）毁其神，折其首，快极快极，大笑而回②。 ②周作人：癸卯4月初七日日记 　　这自然都有点“故作狂态”。但反抗的年青人确实从这类“自我”与“环境”的对立，“独异”的行为中感到一种快意。所谓“快极快极，大笑而回”，自是充满了把握了真理、所向披靡的年青人的一代豪情的。 　　而且年青人的不满是全面的；大至国家专制制度，小至学校内部的不平等，都激起他们的义愤，唤起变革的热情。对于水师学堂的“乌烟瘴气”，周作人们此时已经不能容忍。壬寅冬学校总办换人，新上任的黎锦彝比较年轻，给学校带来某种新机，周作人等上书请求随同黎总办前往日本考察，遭拒绝以后，又上条陈，提出改革学堂的种种建议；官僚们却于改革缺少兴趣，自然都如石沉大海。而学校当局却越来越顽固地与学生对立。某一天，学校突然挂牌宣布革除驾驶班的学生陈保康，理由是他的作文里有“老师”二字，“意存讽刺”；接着又扣发驾驶班学生吴某赡银，并停止其春间所加给的俸银一两，理由则近乎荒唐：“以穿响鞋故”。这无异于火上加油。学校原来已经存在的高低班不平等的矛盾，此时也日趋尖锐，学生中不断发生争斗。校方竟借学生间的矛盾，大举搜检学生宿舍，这对刚刚觉醒到个性尊严的周作人及其同伴，更是一次公开的挑战。周作人在当日日记中怒不可遏地写道：“呜呼，我学生乃被犬彘诬为贼，我学生乃与犬彘为伍！呜呼，我80人何一人无血性也！呜呼！夜至韵仙处谈此事……。今日学界风潮如今其急，而司教育诸君犹昏不知醒，彼其将溺于洪水之祸而矣”①！ ①周作人：癸卯三月初六日日记，收《鲁迅研究资料》12辑。 　　于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 　　导火线却与鲁迅有关。癸卯3月12日，周作人接鲁迅日本来信，“述弘文散学事②，姚监督亦以事逃去，可笑”。同时又收到鲁迅“断发照相”一张，上有“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等句。周作人读后顿时热血沸腾，连日深夜不眠。一日，自印名片，书“周鵶狂”三字，又“夜看诗，饮烧春，大嚼牛肉，遂醉卧，时十下钟。大雨，有雷，电火明灭良久始止”③。同伴也争相来访，并索观陆师弘文同学摄影，对弘文学潮事也有议论。不想却因此而惊动校方，终演成当面冲突—— ②1903年3月，由于日本弘文学院院方对学生屡次要求改革普通科课程的意见不予理睬，50余名学生集体退学，形成学潮，鲁迅也参加其中。 ③周作人癸卯3月15日日记 　　七下钟，学生监来召予，即往。伊因西园述弘文散学事，大恐惧，切责予两人，令予作信，诡造谣言，促之回国。予不得已，草草作数十字付之，乃潜作函述此事，力阻其行，托李君明日付日邮。呜呼！支那危亡之现象既已如此，而顽固之老大犹沉沉大醉，三年之内支那不亡吾不信也。伊并谓日后黎总办若派人东游，必阻我之行。嗟乎，大丈夫生不得志，乃为奴隶，受压制之苦乎！我誓必脱此羁绊。倘事可成，则亦已耳；不然，必与之反对，不甘伈伈伣伣居于此也。予在此希望只此一举，今若不成，吾复何望，行当退学返里，志已决矣。吮笔书此，愤气填膺……。至漏四下灯欲尽矣，遂睡①。 　　这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国家民族的危亡，与个人前途之受阻，同时煎熬着周作人，真可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但此时已非彼时，20世纪初的知识青年决不会重演明末士大夫文人的历史悲壮剧②；周作人在愤激之后，升腾而起的是更加坚定的反抗决心与更加高昂的斗争热情。“三年之内，支那（按，实指满清zheengffuu）不亡，吾不信也③”，周作人显然预感到（确切地说，是期待着）历史大转折的逼进，大有与封建旧王朝、旧制度“决一死战”的劲头。这股劲头于1903年4月达于顶点，大抵维持到是年7月。 ①③　周作人癸卯3月21日日记，收《鲁迅研究资料》12辑。 ②但20年后，周作人却感到自己与明末士大夫文人有更多的共鸣。 　　这年暑假，鲁迅第一次回国，周作人也赶回绍兴，会同一直在家的周建人，兄弟三人获得了一次难得的相聚的机会④。暑假结束以后，鲁迅与周作人一起离开家乡。周作人在上海却遇到了终生难忘的一件事—— ④详见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一八，我们不是乌大菱壳》一节的描述。 　　上午乘车……途中经公园，地甚敞，青葱满目，白人游息其中者，无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国人不得入，门悬金字牌一，大书“犬与华人不准入”七字。哀我华人与犬为伍。园之四围皆铁栅，环而窥者甚多，无一甚不平者，奈何竟血冷至此①！ ①周作人癸卯7月20日日记：“公园之感情”，收《鲁迅研究资料》12辑。 　　大概这一代（以及以后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永远都不会忘记这“犬与华人不准入”的奇耻大辱。中国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学习现代文明，而西方侵略者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则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推向自己的对立面，成为西方殖民政策的掘墓人。周作人此时感到难以忍受的，不仅是民族的屈辱，更是本国同胞的“血冷”与麻木。这可以说是本世纪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双重痛苦。鲁迅早已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并且在日本与许寿裳的讨论中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历史命题；周作人却是第一次自觉意识于此——或许这里也有鲁迅的影响罢？ 　　回到南京不久，7月29日日记中又有了“三山街同人之谈话”的记载—— 　　前一日得锷刚函，命予与复九至城南聚会。次日偕胡侠耕、复九二人至承恩寺万城酒楼，为张伟如邀午餐，会者16人。食毕至刘寿昆处共拍一照，以为纪念。名列后（略）。散后复至铁汤池晤张伯纯，及回城北已晚。 　　出现了一大批陌生的名字，这本身就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讯息：周作人已经走出了狭窄的学校大门，开始扩大他的活动范围。据周作人介绍，其中刘寿昆者，暗中在做联络革命的工作①，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这次聚会是已经参加、或正在向往革命的青年人的暗中聚集，而这样的革命力量的聚集，在本世纪初的中国各大城市里颇为普遍，而且是决定着未来中国的命运的。以后这一群人又有“江干两次之话别”与“共吊明故宫”的两次活动，前者是为去日本留学的同人饯行，“珍重而别，少顷鼓轮而去，烟波森渺，转瞬不见，同人皆愉快非常，无惜别伤离之意”②；而后者是更有意义的—— 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四七，生病后》 ②周作人癸卯8月9、10日日记，收《鲁迅研究资料》12辑。 　　……共往吊明故宫，行约四五里至宫外，荒草离离，Ｘ风拂面，令人凄绝。宫墙半皆坍塌，御沟流水尚清。至方正学祠看血迹碑，满目凄凉，不堪久驻，即出。……③ ③周作人癸卯8月14日日记，收《鲁迅研究资料》12辑。 　　周作人不曾多着一字，但那强烈的、不可遏止的民族zhuyi情绪却从这“满目凄凉”的画面中喷涌而出，这是决定了以后周作人日本之行的方向的。 　　在周作人的人生历程上，1902年2月至1903年10月这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从读《天演论》开始的对西方文化的广泛接触，犹如发现“新大陆”，周作人开始迈入了新世界；它首先表现出来的精神特征是思想的激烈，感情的奔放，以及强烈的行动欲望。应该说，这是体现了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的：人们往往从西方最新文化中，抓住一点真理，甚至来不及认真消化，就凭着一股爱国zhuyi、民族zhuyi的激情，拿来运用于现实政治问题的思考，迅速得出急进的政治结论，并且立刻转化为最坚决的实际行动。这是一个政治性、情感性、实践性压倒一切的时代，人们关注的是激情支配下的政治实践活动，而不是纯粹的学理、思辨的思考。因此，这一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把握，既是深刻的——就其十分敏锐地、甚至是凭着直觉抓住的那本质的“一点”而言；又是肤浅、浮光掠影的——就其对西方文化的整体结构及其学理的严格内涵的认识而言。对于周作人个人来说，这个时期生活中浓重的英雄zhuyi、理想zhuyi、浪漫zhuyi的(se-dangjin)调，在他的人生历程中，几乎是独异的，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革命实践活动表现出如此巨大的热情。他很快就退回到宁静的书斋——周作人本质上是个文人，而非战士；这是他与鲁迅及许多左翼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不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