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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变革时代的最初选择 1898年2月18日（戊戌正月28日），14岁的周作人开始记日记。 少年周作人此刻在关注什么？他在思索什么呢？ 2月27日（即开始记日记的第十天）日记：“下午接越函，……函云诸暨武童刺死洋人4名”。 3月7日日记：“闻诸暨之事，惟拆教堂，余俱讹传”。 3月22日日记：“下午接绍29日函，……云有《新知报》内有瓜分zhongguo一图，言英、日、俄、法、德五国，谋由扬子江先取白门，瓜分其地，得浙英也”。 4月7日日记：“报云，俄欲占东三省，英欲占浙”。 鲁迅的来信，使周作人第一次面对帝国zhuyi瓜分zhongguo的严峻现实。这恰是周作人与西方世界的第一次接触。尽管在此以前，绍兴已经有了英美教会办的教堂，传教士、修女也曾到周家来劝说入教，但他（她）们的传教活动与周作人家族和个人都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而现在，他们的家乡——浙江也成为帝国zhuyi瓜分的对象，这就直接威胁到国家、民族、家族，以至个人的生死存亡。周作人在他刚刚接触人生、思考社会问题时，就与同时代人一起，感受到了如此强烈的民族危机感，这对他心灵世界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由于西方文化是伴随着帝国zhuyi军舰火炮强制输入的，这一代人在接受西方文化时，就难出摆脱那刻骨铭心的民族屈辱感，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陷入理性（意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而趋于主动接受）与情感（面对“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事实而趋向于阻拒）的矛盾，徘徊于二者之间。而且只要人们仅仅从落后国家的本民族观念出发，这种矛盾的接受心态就不可改变。 在面临“外患”的同时，周作人及其同代人，必然面对“国内的动乱”。于是，周作人这一年的日记里，又不断出现了如下记载—— 4月6日：“下午接金陵函……云二月后大雪五次，道殣相望，徐海尤甚，大小盗案共40余件”。 5月24日：“接玉泉公公初四日函，云测水牌、瓦窑头等聚众毁米店，昌安、五云二门尤甚，傅恒记亦毁”。 5月31日：“温州民毁官衙土局，拒兵劫米”。 6月5日：“山东沂州乱，广东刘毅募勇五千，鼓噪索粮”。 6月12日：“直隶大名府土匪起”。 6月13日：“闻宁波民变，殴鄞县、慈溪二令；又潮州乱，知府被戕云”。 正是在1898年，由于帝国zhuyi瓜分zhongguo的狂潮激起的民族危机，迅速地转化为社会危机。这一年，天时不正，造成了灾荒，更加剧了社会危机，终于爆发了以“捣毁教堂”与“饥民民变”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大动乱。这年冬天，绍兴四乡农民首先涌进城来，每人手里拿着一支香，跪在绍兴府衙门的两旁，请求减免租粮。据礼房的衡廷叔说，农民跪香，被知府程赞清派散兵游勇打散，农民们呼天抢地，号啕痛哭。白门里里外外议论纷纷，老年人都摇头叹气，说太平天国要重演了。 接着就是周作人日记里所记载的绍兴饥民抢米事件。据目击者说，饥民们聚集在米店前，米店老板一看形势不对，连忙上排门，这反而激怒了饥民，纷纷厉声大骂：“伢（我们）末（虚词）饿煞，倷（你们）末（虚词）把米放起来卖好价钿……”，骂了一阵以后，领头的说：“搡”，大家就冲进去，把店门、木栅、招牌搡掉，出一口气，但没有敢抢米。接着又去“搡”“大家”（大地主人家），饥民们把辫子盘起，挽起纠纠头，赤膊，光脚，穿一条破裤冲进去。厅堂里外乱搡一气，却没有进内房。知府程赞清当夜shaa掉了一个16岁的小理发匠，说他乘势拿了一个铜脚炉。 这时，周作人虽在杭州，但家乡发生的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他的关注与震动。外忧内乱的时代终于到来，无忧无虑的“金(se-dangjin)的童年”生活结束了。 1900年初，周作人回绍兴过年。因为接连下雨，河水涨得很高，携带行李不便，没有及时回杭州。约定日期来接，却一等再等，老不见人来。原来祖父在狱中是租着申报的，消息比较灵通，他最先预感到大风暴的到来，就决定让周作人暂避在绍兴。果然，到四月份，就传开了“闹义和拳”的消息，整个绍兴府城，立即人心惶惶，好像大祸就要临头似的。周作人日记里，又出现了如下记载—— 1900年6月15日日记：“闻天津义和拳匪300人拆毁洋房、电杆、铁路，下松桩300里，顷刻变为面炭。为首姓郜，盖妖术也。又闻天津水师学堂亦已拆毁。此等教匪，虽有扶清灭洋之语，然总是国家之顽民也”。 6月20日日记：“接江南函，云拳匪滋事是实，并无妖术，想是谣传也”。 7月1日日记：“闻拳匪与夷人开仗，洋人三北，今决于16日上海大战。倘拳匪不胜，洋人必下杭州。因此绍人多有自杭逃归者。时势如此，深切杞忧”。 7月2日日记：“闻近处教堂与洋人皆逃去，想必有确信或拳匪得胜，闻之喜悦累日。又闻洋人愿帖zhongguo银600兆求和，义和有款14条，洋人已依12条云”。 7月4日日记：“晨大云桥忽有洋人独行，路人见之，哗为洋鬼子，俱已逐出，今此何为者？俱噪逐之，洋人趋蹶而逃，几为所执。后经人劝解，始获逃脱。追者五六十人，……夜，鸣山叔以义和告示及申电童谣见示，因录得一纸”。 周作人还在这几天日记的画眉上，用大字写着：“驱逐洋人在此时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足见其情绪之激昂。 不久，这座偏远的县城也发生了骚乱。周作人在7月19日的日记中这样写着：“七下钟余在双犀轩纳凉，忽闻总府点名守城，山会本府均同在稽山旱门防堵云。台州殷万登之子孙，报父仇兼拆教堂，正在邗村过宿，距城只七八十里矣。余闻之骇然。少顷渭叔亦来，因遣人去探，所云亦然。街上人声不绝，多有连夜逃避城外者。船价大贵，大者每只七八元，家中疑惧颇甚，不能成寐，12下钟始寝。闻城门船只进出纳洋一元，九城门合计总有千余元云，天气甚热”。同日又记：“讹言益伙，人心摇摇。谦婶拟逃避城外，后闻少平，因此不果然。对门傅澄记、间壁张永兴均已逃避矣”。第二天日记中又写着：“闻本府出示，禁止讹言，云并无其事，百姓安业不得惊慌云云。人心少定。昨日傅、张二姓逃出在外，下午逡巡自归，闻之不觉大噱。……渭叔云，有人自横溪上来者，俱云无事，未知昨宵从何而起”。 这小小的“风波”，毋宁说是一次社会动乱的演习。以后鲁迅以此为素材，写了novelxiaoshuo《怀旧》；面对于周作人，却是一次永远难忘的人生体验。由帝国zhuyi侵略引起的社会动乱，已经不是遥远的，与己无关的传闻，而是亲自耳闻目睹，并且直接影响着自己生活的现实。时代向周作人及其同代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对待帝国zhuyi的侵略，以及必然引起的人民的反抗，并由此造成的社会动乱？周作人后来在总结自己这一段的思想发展时说：“我……最早是尊王攘夷的思想”①，“它表示是赞成义和拳的‘灭洋’，就是主张排外，这坏的方面是‘沙文zhuyi’，但也有好的方面，便是民族革命与反帝国zhuyi的，但它又怀疑乃是‘顽民’，恐他的‘扶清’不真实，则又是保皇思想了。这两重的思想实在胡涂得很”②。这确实是“两重的思想”：外对于西方世界，既坚持反抗帝国zhuyi侵略的民族zhuyi，又有盲目排外的沙文zhuyi；内对于人民，既视之为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力量而寄以希望，又视为威胁封建统治的“拳匪”“顽民”，破坏社会安定的力量而心怀疑惧。在此前后，周作人曾购得清代人李小池著《思痛记》一书。此书历述太平天国运动所造成的破坏，给周作人以极其强烈的印象。直至40年后，他仍这样回忆：“李小池著《思痛记》二卷，余于戊戌冬间买得一册，于今已40余年矣，时出披阅，有自己鞭尸之痛。……洪杨之事，今世艳称，不知其惨痛乃如此，……唯此记所书殆可与《扬州十日记》竞爽，思之尤可畏惧，此意正亦不忍言也”③。周作人将《思痛记》与《扬州十日记》并论，在他看来，异族侵略者的shaa戮与本国“暴民”的破坏是同样令人发指与不能忍受的。这里固然包含了对zhongguo国民性某些弱点（比如残忍性、狂热性、向弱者发泄愤火）的深刻观察与把握，同时也表示着对于人民自发反抗力量的本能的疑惧。这是来自“十字街头”的周作人却始终与“十字街头”若即若离、最终走到对立面的最根本的原因。这种“疑惧感”将终生追随着周作人。 ①周作人：《雨天的书·元旦试笔》 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二三，义和拳》 ③周作人：《书房一角·看书偶记·思痛记》 在社会发生动乱的同时，周作人的故家也一天天地显出败落相。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周作人的感情又受到一次巨大的冲击：全家最钟爱的四弟突然逝世。周作人在全家排行第二，上有长兄樟寿（树人），下有三弟松寿（建人）与四弟椿寿。周作人与鲁迅、建人相差均三、四岁，三人朝夕共处，可谓“兄弟怡怡”，而与鲁迅似更为相知。四弟椿寿出世时，周作人已九岁。据周作人后来为这位四弟所作“小传”，椿寿在兄弟四人中才华最为出众：“生而灵警，见生人不啼，甲午之春（时弟二岁），即能言语，性孝友奇杰。三四岁教之唐诗，上口成诵，能属对，皆出人意表。又能搦管作字，奇劲非常，人见之皆以为宿学者所书也。以是人咸以大器期之”①。这里所述也许含有若干夸大的成分，但包括周作人在内的全家对四弟分外宠爱并寄以厚望，则是事实。椿寿长得方头大耳，十分结实；却不想戊戌之冬，偶患风寒，即气喘不止，卧床三日而遽逝，年仅六岁。这突然而至的死亡，把全家人都惊呆了。不知所措之间，周作人在当天日记中，仅写了“四弟以患喘逝，时方辰时，抚膺大哭，悲感不胜”寥寥几字。第二天下葬时，周作人木立在寒风中，看着庆叔用砖砌好了四弟的坟，坟前立着碑，碑上写着“亡弟荫轩处士之墓 兄樟寿立”。不远处，是一岁即殇的三妹的小坟，碑上刻着父亲伯宜公亲笔写的“亡女端姑之墓”几个字。坟葬在南门外龟山，龟山临河那一边有一个废庙，里面安放着祖母孙氏和父亲的灵柩。这是周作人第一次面对“死亡”（在此之前，父亲的死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一个年轻的，充满希望的生命，就这样随随便便地被夺去了，这印象是惨痛，酷烈的。从四弟墓地归来，周作人长久地沉默不语。母亲思念四弟心切，叫周作人请人来画了四弟的遗相，挂在房间里——至今仍挂在北京西四条母亲卧室的墙上，周作人仍然沉默不语，以至于连日来日记上仅有“忘录”二字。近20天后，才勉力写出了几句悼诗—— ①周作人辛丑日记抄录《逍遥处士小传》，载《鲁迅研究资料》10辑。 ……世人纵有回天力，难使弟兄无离别。发冲冠，泪沾臆，欲问昊天天不语（《有感》）。 闻君手有回生术，手足断时可能续？闻君橐有起死丹，兄弟无者可复还？（《读〈华陀传〉有感》）。 家庭寂寞伴青灯，倍觉凄其感不胜。犹忆当年丹桂下，凭栏听唱一颗星（《冬夜有感》）。 不愿来生再为人，免受人间离别苦。……形尚在目前，人竟归何处？……（《长短句》）。① ①录自周作人戊戌日记，载《鲁迅研究资料》8辑。 这可以说是周作人最早的创作。但却很难相信是出于周作人笔下：竟用了如许夸张的词句，而且不加节制地表现了一种过于急切、悲愤的情感。正象他自己在日记里的自我评价所说：“戊戌之冬，四棣患喘以逝，满腹劳骚，无处发泄，故冬以至春迄皆悲感，即所作俚词亦甚凄，甚哀飒，间有过激之语”，“句庸而感深”；诗的意境与词句都是陈陈相因，摆脱不了传统的框架，并无创造性，但感情却热烈、真挚，当然也是夸张了的。 幼弟的早夭，为什么竟引起周作人如此强烈的反应？实际上，周作人也是在“借酒浇愁”，这仅是他情感的一个喷发口。 请读1899年10月30日这段日记：“转瞬仲冬，学术无进，而马齿将增，不觉恧然。又因大哥在宁，四弟长别，则又不觉黯然。而不知回肠几折矣”②。这是时代的动荡，家庭的变迁，个人前途的渺茫，引起的一种惆怅。再加上进入青春期以后所特有的莫名的焦躁与感伤，使周作人的精神生活、感情世界，第一次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②周作人：己亥年日记，载《鲁迅研究资料》8辑。 周作人面临选择——艰难的人生选择。 路该怎么走呢？ 首先的选择，也是最容易的：走传统为知识分子安排好的老路——应试仕途。 周作人对这条路曾寄以很大希望。他写过一首诗：“飘飘两腋觉风生，搔首看时识是君。满腹经纶皆在握，遍身锦绣尽成文。上天定有冲天翮，下世还为救世臣。自叹无能不如汝，羡君平步上青云”①。他还做过一个梦：“黎明梦一家匾上题‘花甲登科’四字”②。对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平步上青云”的仕途竟至如此神往，这表现了周作人与知识分子传统割不断的联系，也显示了他内心深处的平庸——这平庸将害他一生。 ①周作人：《题〈灭官风筝〉》 ②周作人：庚子正月22日日记，录己亥3月15日日记，载《鲁迅研究资料》8辑。 于是，周作人几乎是以一种虔诚的心情去应试——这是清王朝以八股取士的最后一次考试。 这是交织着胜利与失败、希望与绝望的令人哭笑不得的记录：戊戌（1898）年11月、12月，己亥（1899）年10月，庚子（1900）年10月11月连续三年，经过反复的考试，周作人终于落榜。周氏族人中仅义房仲翔考取了第40名即末名秀才。 也许因为是“最后”一次，“赴考”的情景在周作人心中一直留有十分鲜明的印象，到晚年也不曾忘记—— ……正是大寒的时节，考试的前一天在半夜里起床，……将考篮托付给同去的工人，自己只提着一盏考灯，是四方的玻璃灯，中间点着一枝洋蜡烛；周身是一副“考相公”装束，棉袍棉马褂棉鞋，头上披着“风兜”…… （到了考场），叫人代去点名接了卷子回来，一面安排考具。……不久便封门了，是时天(se-dangjin)也已是鱼肚白，快要天亮了，题目也就发下，这是写了贴在一块板上，由人扶擎着走的。题目有了便要开始作文，于是场中一时便静了下来，但闻咿唔之声随之而起；不过这与前回的很有不同，以前的喧嚣是热闹，现在则有点凄凉之感罢了。…… 冬天日短，快近冬至了，下午的太阳特别跑的快，一会儿看着就要下山去了。这时候就显得特别紧张，咿唔之声也格外凄楚。在暮(se-dangjin)苍然之中，点点灯火逐渐增加，望过去真如许多鬼火，连成一片；在这半明不灭的火光里，透出呻吟似的声音来，的确要疑非人境。……等到真正放班了，才算了结，自放头班以至溜四班，场内的人悉数出去了……①。 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二一，县考的杂碎，二二，县考的杂碎（续）》 “读书求官”的仕途也就埋葬在这阴暗的记忆里了。那么，回到家里，固守家业，行不行呢？ 周作人日记中又出现了如下记载—— 戊戌（1898）年11月30日：“小雨。往城收租。午晴。六和庄午飧，收谷25袋，托荇舫叔收劳家封3户。谷8袋”。 己亥（1899）年11月21日：“阴。黎明早餐，同伸翔叔下舟，至诸家湾收租，吃点心，租水九分二。风甚冷而又甚大，衣服少穿，寒风砭骨，颇不能支。又至六禾庄，午餐尝新谷，共收20袋。下午放舟回家……”。 己亥11月22日：“晨大雨。往五雲门外收租，先至后丁，佃户甚劣，颇费气力，至上午始收迄。又至昌安，食鸟肉，……上午雨至，下午小雨，风。共收租25袋另。至家已晚……”。 己亥12月11日：“晴。下午往会稽县完粮。银3.462元，米1.038元，共洋4.5元”。 由于父亲早死，鲁迅这时正在南京求学，周作人不得不担负起全家的主要责任，收租与完粮，就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之一。周作人也全力以赴地去做了，但他显然于此毫无兴趣。不仅农民的困苦引不起他的同情，收租本身也使他感到“颇费气力”，以至成为沉重的精神负担。他当然不愿意一辈子充当靠收租吃饭的周家二少爷。 周家台门内的生活使周作人彻底失望，于是，他一度——仅仅是一度——走向“十字街头”。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几乎成了小流氓”。“小流氓”在绍兴的土语里叫“破脚骨”。周作人介绍说，“这个名词的本意不甚明瞭，望文生义地看去，大约因为时常要被打破脚骨，所以这样称的罢”①。据说，一个人要变成“破脚骨”，须有相当的训练，与古代武士的修行一样，不是很容易的事。“破脚骨”生活里最重要的事件是挨打，所以非有十足的忍苦忍辱的勇气，不能成为一个象样的“破脚骨”。而且，他们也有自己的道德，崇尚义与勇，即使并非同帮，只要在酒楼茶馆会过一两面，他们便算是有交情，不再来暗算，而且有时还肯保护。周作人有一个堂叔，身上有100块钱，要派什么用场，结果全部输光，还写了一张”欠100块钱”的欠条；万般无奈，就托人去找了这一方“破脚骨”的总头目，把那班赌徒打了一顿，借据也销毁了，把100元现洋作为请酒席的钱花掉了。鲁迅曾评价说：“这绍兴的‘破脚骨’，倒很有古时候武士侠客的遗风。孟尝君、春申君门下有食客数千，其中有一些鸡鸣狗盗之徒，大概也是这些人吧”②。我们曾经说过，“十字街头”有“禹墨遗风”；zhongguo古代，“禹——墨——侠”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更确切地说，绍兴的“市风”是承继着“禹、墨、侠”的余绪的。鲁迅与周作人幼年时读过《绿野仙踪》，这时正迷恋于《七剑十三侠》③这一类侠盗传奇，鲁迅甚至自名为戛剑生，以示对“侠义”传统的响往。周作人在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也结识了一位名叫姜渭河、人称阿九的小“破脚骨”。此人自称姜太公的后代，开始是跟着周作人读书，后来两人就一起在城内外闲逛，但不真正惹事。游荡到半夜，就在近地吃点夜宵。有一回正在张永兴寿材老板开设的荤粥摊上吃粥时，阿九忽然正(se-dangjin)问道：“这里边你们下了什么？”店主愕然不知所对，阿九才慢慢说道：“我想起你们的本行来，生怕这里弄点花样”，暗示店主在粥里下了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药，店主人听他这说明，不禁失笑。这就是小“破脚骨”的一点把戏，实在含有很不少诙谐。周作人说：“我从他的种种言行之中着实学了些流氓的手法”④。但如此游荡，也不是长久之事，必须另寻出路。 ①周作人：《雨天的书·破脚骨》 ②转引自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 ③周作人己亥年9月28日日记：“上午至试前文奎堂，购《七剑十三侠》一部，凡六本，……阅一过，颇新奇可喜”。 ④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二四，几乎成了小流氓》 周作人择路的苦闷有增无减，只有逃到大自然里去。早在1899年春，15岁的周作人与母亲、三弟同往小阜埠外祖母处叩岁，又随茗山叔至调马场扫墓，“一路鸟语花香，山环水绕，枫叶凌霜，杉枝带雨”，不禁“雅兴”大发，在当日日记中写道：“倘得筑以茅屋三椽，环以箩墙一带，古书千卷，同志数人，以为隐居之意，而吾将终老乎！”这自然多少带有故作隐逸之态的成份①。但当他在现实中一再碰壁，情不自禁地嬉游于山水之间，就越来越带有“躲避”的性质了。 ①周作人己亥正月15日日记，收《鲁迅研究资料》8辑。 于是，又有了庚子（1900年）九月与辛丑（1901年）五月两次出游安桥—— 庚子四月初十日记：“上午至昌安门外趁船，下午到安桥。小雨。因近地里赵有戏，舅父辈均去，余亦去看，演《双玉镜》。晚同七斤公公至其熟识家吃点心，……又在里赵看戏，夜半冷甚……”。 庚子四月十五日：“晴。下午嬉大湖，又同七斤公公至坂抽（读绸）蚕豆。……在书房睡。人声既静，但闻犬吠如豹，四野蛙声相应答，如合节拍，声喤喤然。倏响倏轻，夜半闻之，令人胆怯，至三更始熟睡。及晨起，则已红日三竿矣。” 庚子四月十七日：“……夜同七斤公公说鬼。二更小雨”。 庚子四月廿四日：“晴。下午同七斤公公至镇塘殿一游。饮烧酒一盏，红彻于颊，酣醉欲睡。食枇杷，归家已晚。夜嬉马吊，夜半始寝”。 庚子四月廿六日：“……天气热甚，戴七公公凉帽，赤髆科头，箕踞舱下，同舟人见之，皆不能识，疑为舟子，可发一笑。石尤风甚，大舟底砰砰有声，撺播不定。行至龙天庙，日(se-dangjin)如火，小雨数点。……” 庚子四月廿八日：“……傍晚天(se-dangjin)如淡烟，小雨簌簌，余方指点云物，忽黄云一片，从东北隅飞起，至zhoongyaang散布四方。天(se-dangjin)淡黄，风声呼呼，隐约从东北起，急掩柴门，少顷则百窍怒号，江河震沸，窗屋皆摇。林木摩戛作声甚厉，又兼雨声，对面相语不能闻，雷电煜如，耸人毛发。屋上尘土簌簌落脊上，初尚不知，约炊斗黍时，风止，摸身上皆是，可发一笑。所谓惊定始知痛也。近处船舍，其半为风吹坠，至一更始止。雷亦渐轻，二更许则石上皆燥。此真可谓怪风也，天气顿凉”。 辛丑（1901年）五月初八：“晨同三弟往探花桥趁埠船……，辰刻抵安桥”。 辛丑五月初十：“大雨，水高尺余，明堂内亦满，桥皆低下，舟不能过，率皆从桥脚上行，岸上水没及髁，为二三年来未有之事也”。 辛丑五月十二日：“……夜同蕺翁至屋后田中摸鱼，得鲫二尾”。…… 安桥是周作人母亲的家乡，距绍兴城昌安门外东北18公里外，靠近曹娥江，出口就是杭州湾。不仅村外是一片水，村里也是汊、港、湖、荡、溇密布，从城里去安桥，自然也要坐船：这是一个真正的水乡。 周作人回忆道—— 水乡不必说了，便是城里也都是河道，差不多与大街小巷平行着，一叶渔舟，沿河高呼‘鱼荷虾荷’，在门口河埠头就可以买到，若是大一点的有如胖头鱼、鲢鱼、鲤鱼之类，自然在早市更为齐全便利……，古人称越人断发文身，与蛟龙斗，与蛙龟处，现在不是那样了，但其与水族的情分还是很不错的……①。 ①周作人：《知堂集外集·〈亦报〉随笔·吃鱼》。 “水乡”对于周作人来说，自然不仅是“水”而已；令人追怀的，是水中的人与水相联系的生活方式。周作人说得好，“我们本是水乡的居民，……仿佛觉得生活的美与悦乐之背景里都有水在，由水而生的草木次之，禽虫又次之……”①。周作人只要提起水，眼前必然要浮现出上述日记里所记载的水上嬉戏生活：看戏，斗牌，摸鱼，观潮，喝酒，吃豆，说鬼，谈天……，还有平静如水、透明如水的七斤公公，六一公公，蕺翁……，这一切浑然融为一个整体，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它内在的纯净、自然、风趣、清澈、透明、柔和，以及它外在的“青”、“白”颜(se-dangjin)，汩汩水声，都滋润着周作人的心田，影响着他的气质与文风。吸引周作人的，还有水的哲学。周作人不只一次地说过，“鄙人是zhongguo东南水乡的人民，对水很有情分，可是也十分知道水的利害。《小河》的题材即由此而出。古人云，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复舟。法国路易十六说朕死之后有洪水来”②，周作人把这称之为“古老的忧虑”。谈到“过江”的危险时，周作人又说：“这在我们水乡的居民，这算得什么事呢，实在是，哪里顾得这许多呢？身边四面都是河港，出门一步都是用船，一层薄板底下，便是没有空气的水。我们暂时称强便只在水上的一刻，而一生中却是时时刻刻都可以落到水中去，若要怕它岂不是没有功夫做别的事情吗”③？这时时刻刻都可以“落到水中去”的忧虑，也可以说是“现代的忧虑”吧？而由这“忧虑”激发起来的奋斗力量，也是属于“水”的：周作人要我们“从积极方面去想”，去看看“那些渡船上的‘老大’”，他们不“都是饱经风险过来的”么④？“周作人的哲学、气质、文风与水的关系”，这是一篇“大文章”；周作人即将与少年时代告别时，所渡过的这一段“水乡生活”，就是这篇“文章”的一个开头。 ①周作人：《风雨谈·北平的春天》 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三一，小河与新村（中）》 ③④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二八，西兴渡江》 在走向大千世界之前，周作人对于故乡的最后“一瞥”中，永远铭刻在心上的，还有“禹陵”的形象。查周作人日记，庚子年（1900年）2月（阴历）与辛丑年（1901年）2月（阴历），周作人曾有几次禹陵之游—— 庚子2月13日日记：“晴。上午余与咸孙、荷孙兄往稽山门乘船，每人五文，乘至禹王庙下。游禹穴，颇热闹。至窆石亭，风甚大，走石飞沙，凛然其不可留。亭上一碑折断，赑屃头亦为碑压断矣。时方修庙，砖石如雨，头颅几为敲破。又至天南第一镇，游人极少，啜茶一瓯而返回。至禹陵……，少顷，至宋小梅处测字（系一老妪，年七十余，颇准，字亦颇佳，亦一奇人也），下午又趁船回城，至稽山门上岸。……（禹陵外殿从右转入门，里许有一亭，中一碑上书‘大禹陵’三字，又有一亭一碑，书‘古斋台’三字，未知何义也。南镇有一碑，书‘秀带岩壑’四字，系乾隆御笔也）”①。 ①周作人：《庚子日记》，载《鲁迅研究资料》9辑。 辛丑2月初五日记：“……晨同伟和出嵇山门，行至禹王庙，少憩，又至天南第一镇，即由径上山。山甚高，岭如螺旋，约四五千级。将至顶，有两石并立，下賸穴可容一人出入。至顶有庙，则炉峰之观音殿也。少顷下山，至南镇少坐，即至禹庙，观岣嵝碑。又至两庑，观各朝告祭碑。由小门入，上百步阶瞻禹象，高可一丈，宇甚高，蟔蛽鸣其上，吱吱不歇。即出，又由外殿之右门入，见有一亭，刻‘大禹陵’三字，左侧蓬蒿间有一碣，刻‘禹穴’二字，系康熙中会稽县昝蟔蛽林所书也。又有一院立碣，书‘斋台’二字，未知何义。又登窆石亭，石上犹有皇庆元年题字，名字则漫漶，不可考矣。亭畔有二碑，下有赑屃负之。又至外殿观纯庙御碑。……又至禹穴各处一游……下午回家”②。 ②周作人：《辛丑日记》，载《鲁迅研究资料》10辑。 周作人说过，“古圣先王中我只佩服一个大禹，其次是越大夫范蠡”。他认为《论语》中“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庄子》“禹大圣也，……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屐屩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都足以“写出一个大zhengzhi家，儒而近墨的伟大人物”①。实际上，在周作人的心目中，禹是集中了吴越地方文化以至整个zhongguo传统文化的精粹的。因此，对于周作人，思乡的蛊惑中，除了故乡的水，故乡的吃食（例如“夜糖”之类）之外，故乡的名胜中首先就是与禹有关的遗迹。耐人寻味的是，周作人以后每忆及禹陵，总要想起“殿上多蝙蝠，昼夜鸣叫不息，或曰亦栖于禹像耳中，不知其审”②。也许周作人是象日本俳句所说，“带了什么败残之憾或历史的悲愁那种情调”，去看“蝙蝠在暮(se-dangjin)中飞翔”，自然浮起了“别种的意趣”罢③。 ①周作人：《药味集·禹迹寺》 ②周作人：《儿童杂事诗·丙之十一，玩具二·小注》，参看《看云集·关于蝙蝠》，《药味集·禹迹寺》。 ③周作人：《看云集·关于蝙蝠》 尽管由于或多或少地有了某种“历史的悲愁”感，故乡的山水凭添了别一种(se-dangjin)彩，但是，对于年仅十六、七岁的周作人，尚未探寻过的未知世界毕竟是更有诱惑力的。周作人即使要回到“大自然”中来，也得要在他在现实生活中碰得头破血流以后。 而眼前的现实——日趋败落的大家庭生活，却越来越不堪忍受了。特别是当祖父异想天开，要让周作人每天早晨到菜场买菜，在全部着短衣的人群中，一人穿着白(se-dangjin)夏布长衫，带着几个装菜的“菜篮”，挤在鱼摊菜担之间，周作人更感到受着“无形的虐待”，再加上大家族中无休止的谗言与内争，又产生了无以摆脱的窒息之感。周作人终于在辛丑（1901年）4月19日的日记里写道：“连日郁郁不快，故日记亦多挂漏，未知何时得乘长风破万里浪作海外游也！毛锥误我行，当投笔执戈，从事域外，安得郁郁居此，与草木同朽哉”①？周作人显然直观地感觉到，整个封建社会（包括封建家族制度）已经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从而发出了绝不“与草木同朽”的觉醒的呼声。这标示着，封建大家族最优秀的子弟终于实现了由“浪子”向“逆子”的转变，从而在其内部出现了埋葬封建家族制度的新生力量。 ①周作人：《辛丑日记》，载《鲁迅研究资料》10辑。 周作人“从事域外”“作海外游”的眼光也是全新的。zhongguo传统知识分子在对现实感到失望时，总是把目光转向“过去”：或三皇五帝时代或历史上的盛世，希望在封建体系内部的调整中找到出路；而上世纪末、本世纪以来，zhongguo被迫打开大门，面对与zhongguo传统异质的西方体系，zhongguo知识分子就有了新的选择。周作人是幸运的，有大哥在前面为他开路。1900、1901年间，兄弟俩曾有诗唱和，互相鼓励。1900年3月，周作人收到鲁迅自南京寄来“别诸弟三首”，其三曰：“从来一别又经年，万里长风送客船。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周作人读后大受鼓舞，不能成寐。次年正月，鲁迅寒假结束由绍兴返回南京，周作人“送大哥至舟，执手言别，中心黯然”，夜作《送戛剑生往白（步别诸弟三首原韵）》，其三曰：“家食于今又一年，羡人破浪泛楼船，自惭鱼鹿终无就，欲拟灵均问昊天”。鲁迅收到此诗，每欲“把笔，辄黯然而止”，最后终成“别诸弟”又三章，其三曰：“春风容易送韶年，一棹烟波夜驶船，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顶过长天”①。在诗信往来中，周氏兄弟互相理解，支持，一再表达共同的心愿与意志：是船，总要冲风破浪；是鹰，定会冲掠长天！1901年7月12日，周作人收到鲁迅的南京来信，“说已禀叔祖，②使予往宁充（水师学堂）额外生，并嘱予八月中同封燮臣出去。又叔祖致大文函，并说此事，并云己为予改名作人”③。周作人终于获得机会，将要冲出牢笼了！同月20日，离家前，周作人最后一次来到安桥，并由六一公公陪同至镇塘殿观潮。周作人在当天日记里写道—— “少顷，潮头自远而至，势如万马奔腾，澎湃之声骇人耳目；其浪高约壹贰丈，如万顷玻璃，独立不仆，真宇宙奇观也”。 ①周作人：《辛丑2月24日日记》，载《鲁迅研究资料》10辑。 ②叔祖，即周庆蕃，字椒生，时为江南水师学堂国文教习兼管轮堂监督。 ③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五三，我的笔名》中解释：“我既然决定进水师学堂，监督公用了‘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给我更名”，故曰“作人”。 此时，周作人注目于钱塘江潮的是“万马奔腾”的气势，“独立不仆”的精神，视其为“宇宙”之奇境。这胸襟与眼光表明：周家新台门内兴房”二少爷”的时代已经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这天日记的最后一句，却是—— “夜，同六一公公闲谈”①。 ①周作人：《辛丑日记》，载《鲁迅研究资料》10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