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书五经☆四库全书☆道教指南☆茗香文斋☆茗香文斋-补遗☆轩怡文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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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庭变故中的记忆 1893年，灾难终于降临到这个古老的行将崩溃的大家族。 十月寒秋季节，九岁的周作人正躲在厅房里与凤升叔一起读书——教师是义房广蕃公公的儿子伯文叔，他没有考上秀才，只是个文童，对学生并不严厉，早晚到厅房来一次，其余时间都听任两个孩子在厅堂里读书或玩耍。突然台门外传来一阵异乎寻常的喧闹声。周作人与伯文叔闻声赶出去，只见两个衙门差役高嚷着“捉拿犯官周福清……”，径直闯进来。 这真如晴天霹雳，把全家人都震呆了。年幼的周作人怎么也弄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只是从大人的惊慌的脸(se-dangjin)中隐约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但不等他弄清缘由，当天晚上，就和大哥一起被送到皇甫庄外婆家，年底，又随大舅父怡堂一家迁居小皋埠的娱园。直到很久以后，周作人才被告知，祖父犯的是科场代人行贿罪，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但一经败露，便需严究。把他们兄弟俩送到舅舅家，也是为了“避难”。 尽管这些年一直有“狼来了”的呼声，这回真的“狼来了”——这是周氏家族无可避免地走向没落的转折点。鲁迅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①——对于这时已经13岁，并且是周家长孙的鲁迅来说，祖父的被捕，以及随后的避难生活，是他睁开了眼，清醒认识社会与人生本来面目的开端。但年仅9岁的周作人却没有因此醒来，还继续做着他“蔷薇(se-dangjin)的梦”——童年时代的美梦。于是，逃难对他来说，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是一连串新鲜的印象、感觉，一连串美好的记忆。 ①鲁迅：《呐喊·自序》 在周作人的记忆里，外婆在皇甫庄只有半所房屋，房屋主是有名的《越谚》的作者范啸风。现在挤着外婆及大舅一家，小舅一家，因为没有地方歇宿，只好让周作人与小舅父的老仆妇塘妈妈挤在一处，这是在一间宽而空的阁楼上，一张大眠床里，此外有一个朱红漆的皮制方枕头，最特别的是上边镂空有一个窟窿，可以安放一只耳朵进去，当时觉得很有趣味，这事所以至今还是记得，其他的一切，“浑浑噩噩的”，什么都记不清了①。 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六·逃难》 最难忘的自然是“娱园”。娱园的主人皋社诗人秦秋渔是周作人大舅鲁悦堂的岳父，周作人正是随着大舅一家借住娱园的。娱园建筑于咸丰丁巳（1857）年，在历史上是一个名园。据王眉叔《娱园记》说，是“在水石庄，枕碧湖，带平林，广约顷许。曲构云缭，疏筑花幕。竹高出墙，树古当户，离离蔚蔚，号为胜区”。周作人与鲁迅一起避难于此时，娱园已经荒芜，遍地都长了荒草，不能想见当年“秋夜连吟”的风趣了。曾名极一时的“微云楼”，看去只是普通的楼房罢了。另外在院子里挖了一个一丈左右见方的水池，池边一间单面开着门窗的房子，匾额题曰：“潭水山房”，实在看了很是阴郁。但在年幼的周作人的印象里，“我们所见只是废墟，但又觉得非常有趣，儿童的感觉自然要比大人新鲜，而且在故乡少有这样游乐之地，也是一个原因”①。当然，更使周作人兴奋的是，在这里，他有了一大群游玩的伙伴：大舅家的佩绅表哥，珠表姐，以及小舅家的琴表姐，意表姐，林表妹和昭表妹，琴表姐年龄与鲁迅相仿，意表姐比周作人稍大。表兄妹们平时很难有相聚机会，如今聚集在一起，自有一番乐趣。 ①周作人：《雨天的书·娱园》 不到一年时间，风头一过，周作人就带着许许多多新鲜的印象回到新台门内，并且很快也进了三味书屋，正式开始了他的无忧无虑，也许是更为丰富的读书生活。 据周作人自己回忆：“我自己是哪一年起头读书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从过的先生都是本家，最早的一位外号叫花塍，是老秀才，他是吸鸦片烟的，……第二个号子京，做的怪文章，……第三个是以shaa尽革命党为职志的言行暴厉的人，……但是从这三位先生我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到了11岁（即1895年）时，往三味书屋去附读，那才是正式读书的起头”。读书，自然是读经开始，由此，周作人开始接触到了zhongguo的正统文化。周作人读的第一本经书是“上中”，即《中庸》的上半本，而zhongguo正统文化中对周作人影响最深的正是中庸之道，这是很有意思的。据周作人说，到13岁那年（即1898年底），他就读完了《论语》、《孟子》、《诗经》、《易经》及《书经》的一部分，但“我总不会写，也看不懂书，至于礼教的精义尤其茫然”①。鲁迅也有过类似的说法：“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很不相干”②。这些对于我们了解周氏兄弟思想的发展自然有很大的意义（下文还会有详细分析），但对此也不能作过分机械的理解。事实上，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正统文化的影响，是这一代人无论怎样也无法摆脱的。周作人自己就有过十分真切的回忆—— ①周作人：《谈虎集·我学国文的经验》 ②鲁迅：《坟·写在〈坟〉后面》 不佞小时候读《诗经》，苦不能多背诵了解，但读到这几篇如《王风·彼黍离离》、《中谷有薙》、《有兔爰爰》、《唐风·山有枢》、《桧风·隰有苌楚》，辄不禁愀然不乐……顿起身世之感③。 ③周作人：《秉烛谈·读风臆补》 小时候读贾谊《鵩鸟赋》，前面有两句云，庚子日斜兮鵩集余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心里觉得希罕，这怪鸟的态度真怪。后来过了多少年，才明白过来，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④。 ④周作人：《立春以前·风雨后谈·序》 少年周作人从《诗经》以来的传统诗文里，感受到“愀然不乐”的“忧郁”，这是对zhongguo传统文化精微处的一种敏锐的直观把握。尽管此时他还不可能对之作出理性上的明确解释，但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已于不知不觉之中渗入他的血肉之中。如果说周作人在他的童年时代从传统节日中已经领悟到zhongguo传统“乐感文化”那一面，现在，他又从典籍中感受到了传统的“忧患意识”，后者对于前者恰恰是一个必要的补充：这两方面对于周作人个人气质的形成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当然，对此时的周作人来说，“忧郁”的因子还是潜藏着的；他的生活的主调仍然是欢乐的，充满了儿童的情趣。于是，在他的记忆的画册里，又印下了一页页喧闹的、彩(se-dangjin)的印象—— 那时所读的是《中庸》和唐诗当然不懂什么，但在路上及塾中得到多少见闻，使幼稚的心能够建筑起空想的世界来，慰藉那忧患寂寞的童年，是很可怀念的。 从家里到塾中不过隔着几十家门面，其中有一家的主人头大身矮，家中又养着一只不经见的山羊（后来才知道这是养着压禳火灾的），便觉得很有一种超自然的气味。同学里面有一个身子很长，虽然头也同平常人一样的大，但在全身比例上就似乎很小了。又有一个长辈，因为吸鸦片烟的缘故，耸着两肩，仿佛在大衫下横着一根棒似的。这几个现实的人，在那时看了都有点异样，于是拿来戏剧化了。在有两株桂花树的院子里，扮演这日常的童话剧。大头不幸的被想象为凶恶的巨人，带领着山羊，占据了岩穴，扰害别人，小头和耸肩的两个朋友便各信了法术去征服他，小头从石窝缝里伸进头去窥探他的动静，耸肩等他出来，只用肩一夹，就把他装在肩窝里捉了来了。这些思想尽管荒唐，而且很有唐突那几位本人的地方，但在那时觉得非常愉快，用现代的话来说明，演着这剧的时候实在是得到充实的生活的少数瞬时之一①。 ①周作人：《儿童剧·序一》 在乙末年鲁迅是十五岁了，对于童话分子（虽然那时还没有这名目）还很是爱好……，有一时期鲁迅早就寝而不即睡，招人共话，最普通的是说仙山。这时大抵看些《十洲》、《洞冥》等书，有‘赤蚁如象’的话，便想象居住山中，有天然楼阁，巨蚁供使令，名阿赤阿黑，能神变，又炼玉可以补骨肉，起死回生，似以神仙家为本，而废除道教的封建气，完全童话化为以利用厚生为主的理想乡，每晚继续的讲，颇为细微，可惜除上记几点之外，全都已记不得了②。 ②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四二，童话》 这几乎是永远难忘的；直到晚年所写的《儿童杂事诗》里，周作人仍然表示了不胜怀念的心情—— 幻想山居亦大奇，相从赤豹与文狸。 床头话久浑忘睡，一任檐前拙鸟飞。 （注：空想神异境界，互相告语，每至忘寝。儿童迟睡，大人辄警告之曰，拙鸟飞过了。谓过此不睡，将转成笨拙也。拙鸟是一种想象的怪鸟，或只是鸟之拙者，故飞迟归晚，亦未可知。但体味当时语气，则似以前说为近耳。）③ ③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丙之六，故事三》 曼倩诙谐有嗣响，诺皋神异喜重听。 大头天话更番说，最爱捕鱼十弟兄。 （注：为儿童说故事，多奇诡荒唐，称四大头天话，即今所谓童话也。十兄弟均奇人，有长脚阔嘴大眼等名，长脚入海捕鱼，嘴一尝而尽，大眼汔下，遂成洪水，乃悉被冲去云云）①。 ①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丙之四，故事一》 laohu无端作外婆，大囡可奈阿三何。 天教热雨从天降，曳下猴儿着地拖。 （注：laohu外婆为最普通的童话，云laohu行为外婆，潜入人家，子女为所啖。大女伪言如厕，登树逃匿。虎不能上，乃往召猴来。猴以绳索套着颈间，径上树去。女惶迫遗溺着猴头上。猴大呼热热，虎误听为拽，即拽索急走，及后停步审视，则猴已被勒而死矣。俗称猴子曰阿三）②。 ②周作人：《知堂杂诗抄·儿童杂事诗·丙之五，故事二》 周作人的这种“念念不忘”是有充分理由的。正象他自己所说，唯独有了演神话戏、编童话故事这类活动，儿童时代生活才是正常的；而通过这些活动进行的“空想”、“幻想”训练，对周氏兄弟思维的发展，文学的发展、更是有深远的影响。人们不难注意到，上述演戏活动与深夜编神话故事，都是以鲁迅为主的，周作人只扮演追随者的角(se-dangjin)。这不仅因为他们年龄的差异，而且也表现出他们不同的秉赋：在周氏兄弟之间，鲁迅的想象力是更为丰富的。周作人后来一再说自己不是诗人，“我的头脑是散文的、唯物的”③。这奇异的童话世界的创造者主要是鲁迅，欣赏者、解释者、研究者却是周作人：他们兄弟秉赋、天资的不同，遂有了这样自然的分工。 ③周作人：《永日集·桃园跋》 小兄弟周建人有时也参加brothergege们的游戏。他对两个brothergege的观察更是有趣的—— （大约是1894年新年），我们三兄弟商量好，把压岁钱凑在一起，合买了一本《海仙画谱》。……买来以后，我就把这件事讲给我父亲听了。……（父亲）便叫拿来给他看看，大哥便拿给父亲看了。他翻看了一会，似乎也颇有兴趣的样子，不作一声地还给大哥了。以后，我大哥便叫我谗人，……他叫了我几次，见我没有什么表示，以为我还不懂“谗人”的意思，就不再叫了，……又叫我“十足犯贱”……（这意思）有通俗的，当然懂，但我不睬他，他也不叫了。① ①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十，艰难的日子》 二哥却自小性情和顺，不固执己见，很好相处②。 ②周建人：《鲁迅与周作人》，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4期。 大概没有起绰号、给人以难堪这类事吧。从小弟弟的观察里，显出了大哥的尖刻、不饶人与二哥的宽容：二人个性的差异是鲜明的。 正当周家三兄弟暂时沉浸在儿童的欢乐中，逐渐淡忘了由于祖父入狱带来的令人恐怖的噩梦时，父亲不知怎的突然吐起狂血来。他坐在后房间的北窗下，血就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里。吐了一阵之后，就没有再吐。由此开始，直至父亲逝世，周家一直在暗伏着不安的平静中过着日子。父亲的病与死象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家庭。 母亲自然是首当其冲；鲁迅作为长子，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重负。在鲁迅的记忆里，这是又一次惨痛的刺激，又一个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以后，他在《父亲的病》里，沉痛地写下了在出入当铺间，默默地为父亲买药、觅药中痛苦的内心体验；在《五猖会》里，又写出了父亲的严厉、不近情理，任意扼shaa儿童的天性：“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面对着父子之间可怕的隔膜，鲁迅只感到莫名的悲哀。 周作人也曾和鲁迅一起四处奔波，搜寻那些奇怪的药引。但这对他来说，不过是另一种“游戏”。在他的记忆里，父亲总是慈爱的—— 他看去似乎很是严正，实际却并不厉害，他没有打过小孩。……① ①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三○，伯宜公》 鲁迅（曾）画了不少的漫画，……随后便塞在小床的垫被底下，……有一天，不晓得怎么的被伯宜公找到了，翻开看时，好些画中有一幅画着一个人倒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枝箭，上有题字曰“射死八斤”①。他叫了鲁迅去问，可是并不严厉，还有些笑嘻嘻的，他大概很了解儿童反抗的心理，所以并不责罚，结果只是把这页撕去了。此外还有些怪画②，只是没有题字，所以他也不曾问③。 ①八斤系周家隔壁邻居沈四太太家的小孩，比鲁迅大三四岁，夏天时常赤身露体，手里拿着自己做的竹qi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qi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qiang跳上跳下的乱戳，口里不断地说：“戳shaa伊，戳shaa伊”，鲁迅因而画此漫画，以示反抗。 ②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一九一，拾遗（2）》中回忆，这幅怪画“画着一个小人儿手里提了一串东西，象是乡下卖麻花、油条的用竹丝穿着，……这实在乃是怪画，是卖淫的一种童话化的画，乡下这种不雅驯的话很是普通，所谓倚门卖笑俗语便称曰“卖必”，但是怎么卖法在小儿心中便是疑问，意谓必是象桃子杏子似的一个个的卖给人，于是便加以童话化，从水果摊里铡甘蔗得到暗示，随割随长，所以可以卖去好几个一串。这种初看似猥亵而实是天真烂漫的思想，不晓得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想起来也有点不可思议，可是却是实在的事情”。 ③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二五，漫画与画谱》 （伯宜公）平常吃酒起头的时候总是兴致很好，有时给小孩们讲故事，又把他下酒的水果分给一点吃，……他所讲的故事以《聊斋》为多……①。 ①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二六，烟与酒》 先父在日，住故乡老屋中，隔窗望邻家竹园，常为言其志愿，故欲得一小楼，清闲幽寂，可以读书，但先父侘傺不得意，如卜者所云，“性高于天命薄于纸”，才过本寿，以痼疾卒。……所云理想的书室仅留其影像于我的脑中而已②。 ②周作人：《夜读钞·小引》 在周作人记忆中的这个“没有打过小孩”、“很了解儿童反抗的心理”的和蔼、宽容的父亲，时有退隐之意的伯宜公，自然是经过周作人主观心灵折射后的形象；他是属于周作人的：既不如鲁迅笔下那样“严厉而不通人情”，与周建人的回忆也不尽相同—— （父亲）他并不打ma我们，也不和母亲吵架拌嘴，只是独自生闷气，有时候无缘无故地发起脾气来，把瓷器、饭碗、茶碗、酒杯都掷出窗外，脸(se-dangjin)是这样的阴沉，忧郁，压抑，悲伤，好象已看透了人生，憎恶这世间，但他不责备任何人，似乎只怨恨自己，临终前，他按在自己身上的那只手，轻轻地抬起来，又轻轻地落下，这样重复几次，一边嘴里喃喃地说：“呆子孙，呆子孙！”……①。 有意思的是，尽管周作人再三申明伯宜公“没有打过小孩”，但周建人却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周作人与凤升叔吵架，“祖父听到后生起气来，对父亲说：‘伯宜嗬，我和你约法三章，凤升不好归我教训，櫆寿不好归你教训’，说着拖了凤升叔进屋去了，父亲……便扯了二哥到大堂前，……要二哥朝着牌位跪下，一边打一边ma：‘打死你这不孝子孙！周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子孙？’这是父亲第一次打孩子，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二哥不久就好象完全忘记了这件事……”②。 ①②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 对比周氏三兄弟对于父亲的不同回忆，其不同的侧重面是可以显示出他们彼此性格、心境的不同的。从另一面也可以了解他们每个人与父亲心灵的沟通。 不久，周作人的生活又发生了重大变化。1896年——这一年周作人刚好13岁，祖父从监狱里发出命令：由于原来同潘姨太太一起随侍的凤升叔已经去南京读书，决定周作人去杭州伴读。周作人与潘姨太一起寄寓在花牌楼，每隔两三天去监狱看望一次祖父，平日自己用功。这一段生活，留下的是一个极为阴暗的回忆—— 那时环境总是太暗淡了，后来想起时常是从花牌楼到杭州府的一条路，发见自己在这中间，一个身服父亲的重丧的小孩隔日去探望在监的祖父。我每想到杭州，常不免感到些忧郁……①。 ①周作人：《永日集·燕知草·跋》 这可能是周作人第一次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自身经验中，体味到人生的“忧郁”。因此，它是终生难忘的；直到晚年所写的杂事诗里，仍然笼罩着这抹不掉的阴影—— 素衣出门去，踽踽欲何之。 行过银元局，乃至司狱司。 狱吏各相识，出入无言词。 径至祖父室，起居呈文诗。 …… 温语教写读，野史任翻披。 十日二三去，朝出而暮归。 荏苒至除夕，侍食归去迟。 灯下才食毕，会值收封时。 再拜别祖父，径出圜木扉。 夜过塔儿头，举目情凄而。 登楼倚床坐，情景与昔违。 暗淡灯光里，遂与一岁辞①。 ①周作人：《知堂杂诗抄·丙戌丁亥杂诗·花牌楼其二》 但阴暗的日子里也时有阳光注入；这使得周作人这一段生活仍然保持着金(se-dangjin)童年所特有的“蔷薇(se-dangjin)”，尽管颜(se-dangjin)已经消褪了不少。 周作人在三牌楼的生活，使他意外地获得了生活在一群妇女包围中的人生经验。如果说幼年时代周作人对于祖母不幸命运的记忆，是凭着儿童的敏感而留下的粗略印象，那么，现在，实地的近距离的观察，就有了更为深切的体验，这使他对妇女的了解与同情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妇女问题最终成为周作人的基本人生命题，他在花牌楼的生活经验至少是打下了基础的。因此，周作人晚年回首往事时，这样写道—— 吾怀花牌楼，难忘诸妇女。 主妇有好友，东邻石家妇。 自言嫁山东，会逢老姑怒。 强分连理枝，卖与宁波贾。 后夫幸见怜，前夫情难负。 生作活切头①，无人知此苦。 佣妇有宋媪，一再丧其侣。 最后从轿夫，肩头肉成阜。 数月一来见，呐呐语不吐。 但言生意薄，各不能相顾。 隔壁姚氏妪，土著操杭语。 老年苦孤独，瘦影行踽踽。 留得干女儿，盈盈十四五。 家住清波门，随意自来去。 天时入夏秋，恶疾猛如虎。 婉娈杨三姑，一日归黄土。 主妇生北平，髫年侍祖父。 嫁得穷京官，庶几尚得所。 应是命不由，适值暴风雨。 中年终下堂，漂泊不知处②。 人生良大难，到处闻凄楚。 不暇哀前人，但为后人惧。 ①绍兴民间称妇人再蘸者为“二婚头”，其有夫尚存在者则为“活切头”。 ②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祖父于1904年去世，潘姨太遂觉得难于家居，渐渐”不安于室”，乃于宣统己酉（1909）年冬天得到主母的谅解，辞别而去。最初据说是跟了一个自称姜太公后人的本地小流氓走的，可是后来那人眼瞎了，所以她的下落也就不得而知了。 周作人对于花牌楼众妇女的同情中，显然还含着一种兴奋，一丝喜悦，因为正是在这里，他有了初恋的人生经验。初恋的对象就是诗中所说“盈盈十四五”的“婉娈杨三姑”。据说，虽然潘姨太太与杨三姑的养母姚宅老妇感情很坏，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仍旧推进门来游戏。她大抵先到楼上去，和潘姨太搭讪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周作人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桌旁边，抱着名叫“三花”的一只大猫，看周作人影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但这就已经足以引起一个从未与异性接近、却又是异常敏感的少年，种种感觉、种种想象，种种情绪的微妙变化了—— 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是近视，但是还有一层缘故，虽然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是感到亲近，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开不起眼来去端详她了。 在初恋中，女方总是被男方置于至高无尚的地位，采“仰视”态度，这与以后妇女在家庭中的服从地位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这种对初恋对象的崇敬心理，大概就是母系社会意识的一种留传吧。 在此刻回想起来，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但是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瞭的性之概念的，对于异性的爱慕的第一人了。 又是“此刻（即事后）回想”，又是“仿佛”，说明所注意、钦慕的，不是一个具体的女性，而是抽象的，在想象中被理想化的女性；而且，这时的“女性”已不再是童年时代平等嬉戏的伙伴，而是被明确地意识到的“异性”，是作为“爱慕”的对象、性意识的诱发者的存在：这都是初恋中对“女性”的观察视角、心理的微妙变化。 我在那时候当然是‘丑小鸭’，自然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朦的喜乐。并不问她是否爱我，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总是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爱慕，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关系的问题。 这里有“喜悦”与“兴奋”，但它是“一种无所希求的迷朦的喜乐”，这种迷朦的，甚至带一点神秘(se-dangjin)彩的情感世界，自然不同于与朋友（包括女性朋友）之间的友谊的爱所引起的更为单纯，也更为明朗的喜悦；但它是“淡淡的一种爱慕”，又有别于热恋中的昏迷、狂热状态。正是这初恋中的“喜悦”与“兴奋”逐渐唤醒了男性的自我意识：一种连自己也把握不住的自我表现欲和取悦对方的欲求。 有一天晚上，宋姨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末了说道，“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我不很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这时，男性意识已经逐渐占了上风，自觉、不自觉地把对方当作保护对象了。这是在恋爱过程中必然发生的微妙变化。 大半年的光阴这样的消费过了。到了七八月里因为母亲生了病，我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一个月以后，阮升告假回去，顺便到我家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说道，“杨家三姑娘患霍乱死了”，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象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又却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这已足以证明：所发生的不过是一次“初恋”。但是，“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仿佛”而已。仍然留下了一点淡淡的惆怅，又夹杂着淡淡的喜悦。 很多年以后，周作人在回忆杭州时，仍然这么说：“我与杭州没有很深的情分，十四五岁曾经住过两个年头，虽然因了幼稚的心的感动，提起塔儿头与清波门都还感到一种亲近，本来很是嫌憎的杭州话也并不觉得怎么讨厌，……我总还是颇有乡曲之见的人，对于浙江的事物很有点好奇心，特别是杭州——我所不愿多想的杭州的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却很愿意听，有如听人家说失却的情人的行踪与近状，能够得到一种寂寞的悦乐”①。这里所说的“塔儿头”离“花牌楼”很近，而“清波门”就是杨三姑娘的居住地。显然，周作人对他少年时代的这一段感情生活是极为珍贵的。性的觉醒，本是一种正常生理、心理现象，自古有之，人人皆有；但对性的觉醒的珍视与自觉，却不能不是一种现代意识。对于周作人及其同代人来说，性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是互相联系的；对性的觉醒的敏感与自觉，构成了周作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①周作人：《永日集·燕知草·跋》 在这种心情下，周作人对于祖父的回忆，也是美好的。祖父介孚公本名致福，后改名福清，是翰林出身，曾外放江西金溪县任知县，因顶撞上司被参劾革职，又遵例捐升内阁中书，当了几年京官，终因科场案入狱，由于屡经官场沉浮，郁郁不得志，在周家新台门内是以脾气暴躁与乖戾著称的。但在周作人的眼里，这位祖父确实不同于其他长辈；在不同寻常之中，自有其可爱可敬之处—— 祖父（在狱中）有时也坐下看书，可是总是在室外走动的时候居多。我亦不知道是否在狱神祠中闲坐，总之出去时间很久，大概是同禁卒们谈笑，或者还同强盗们谈谈。他平时很喜欢ma人，自呆皇帝昏太后（即是光绪和西太后）起头直ma到亲族中的后辈，但是我却不曾听见他ma过强盗或是牢头禁子。他常讲ma人的笑话，大半是他自己编造的，我还记得一则讲教书先生的苦况，云有人问西席，听说贵东家多有珍宝，先生谅必知其一二，答说我只知道有三件宝贝，是豆腐山一座，吐血鸡一只，能言牛一头。他并没有给富家坐过馆，所以不是自己的经验，这只是替别人不平而已①。 ①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五十年前杭州府狱》 我的祖父是光绪初冬的翰林，……他不曾听到国语文学这些名称，但是他的教育法却很特别。他当然仍教子弟做时文，唯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读书，特别是奖励读novelxiaoshuo，以为最能使人“通”，等到通了之后，要弄别的东西便无所不可了。他所保举的novelxiaoshuo，是《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这几种，这也就是我最初所读的书（以前也曾念过《四子全书》，不过那只是“念”罢了①。 ①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镜花缘》 介孚公“自由读书”的主张与实践，无异在传统教育的封闭体系内打开了一个缺口，对周氏兄弟成长的影响，恐怕是介孚公本人也未曾料及的。 尽管周作人很早就接触了《诗经》与唐诗①，但《诗经》完全是当作“经”来读的；对于周作人，他真正接触文学，是从novelxiaoshuo开始的，这个起点本身就大异于传统文人，而是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戊戌变法前后，novelxiaoshuo在文学中的地位的日益提高相适应的，或者说是反映了文学发展的一种潜在的趋势。据周作人回忆，他是在十一、二岁时，在三味书屋读书期间，开始读《镜花缘》②。在杭州侍读时，更读了不少novelxiaoshuo，好的坏的都有。由《儒林外史》、《西游记》等渐至《三国演义》，转到《聊斋志异》。《聊斋》之后，自然是那些《夜谈随录》等等假聊斋，一变而转入《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旧派文言novelxiaoshuo的两派都已入门。据周作人说，在《镜花缘》中，最吸引他的是多九公，“因为他能识得一切的奇事和异物”，“九头的鸟，一足的牛，实在是荒唐无稽的话，但又是怎样的愉快呵”③。不只是《镜花缘》，连《西游记》、《封神传》之类，周作人都是把它们当作”童话”来读的，使少年周作人入迷的正是这些作品中的荒唐的话，在这一点上自有特别的趣味。读《聊斋志异》，周作人最注意的，自然是其中的“文言的趣味”④，他同时也很欣赏作者”姑妄言之姑听之”的态度与主张，以为“是极妙的话”⑤。后来周作人自己对于少年时代的这种读书趣味作了这样的解释：“对于神异故事之原始的要求，长在我们的血脉里”，因此，这类荒唐、空想的作品，“在现代人的心里仍有一种新鲜的引力”。这就是说，在周作人看来，这种喜爱奇幻的空想的”读书兴趣”，不仅与年龄特征有关，而且表现了现代人的心理与审美要求：这里是隐隐地透露出时代变革的某种信息的。周作人还说，他在《西游记》、《镜花缘》、《儒林外史》里看出，“作者有很多地方都很用些幽默，所以更显得有意思”，由于”zhongguo向来缺少讽刺滑稽的作品”，这类作品几乎是”唯一的好成绩”⑥，对传统文学中”特殊”因素的关注，这本身也是隐含着一种变革的要求。周作人回忆说，在读完了旧派文言novelxiaoshuo以后，就”自然而然地跑到《唐代丛书》里边去了”⑦。《唐代丛书》是所谓”杂学”的入门课本，而周作人对”杂学”的兴趣是早日开始了的。早在1893年，9岁的周作人随鲁迅一起避难时，就在皇甫庄第一次接触《毛诗品物图考》这类”闲书”，并且第一次看到报纸——上海出版的《申报》。以后又在族人琴逸公那里初次见到《毛诗陆氏草鸟虫鱼疏》。11岁至13岁在三味书屋读书时，在鲁迅影响下，周作人开始抄书，所抄的就是《唐代丛书》中的《百药谱》和《黑心符》。鲁迅所抄录的则有陆羽《茶经》三卷、陆龟蒙《耒耜经》与《五木经》及花木录的谱录《说乳录要》。以后，周作人又得到了平常不见经传的西湖花隐翁的《秘存花镜》，这是关于花木的小论文，有对于自然与人事的巧妙的观察，有平明而新颖的文字表现，周作人爱不释手，甚至比喻说，“与初恋的心境有点相象”⑨。这些讲岁时风土物产、博物的”杂学”类的图书，“本是世俗陋书，……在那时却是发见了一个新天地”⑨。 ①周作人回忆，1898年前后，介孚公曾把一部木板钦定《唐宋诗醇》寄回家中，其中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词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示樟寿诸孙”。（《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 ②周作人：《书房一角·旧书回想录·novelxiaoshuo》 ③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镜花缘》 ④周作人曾说：“教我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是《古文析义》之流。”（《谈虎集·我学国文的经验》） ⑤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镜花缘》 ⑥周作人：《甘口苦口·我的杂学》 ⑦周作人：《谈虎集·我学国文的经验》 ⑧周作人：《夜读抄·花镜》 ⑨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百草园·五三，抄书》 发现的“新天地”还有乡贤著作。据周作人自己说，他是在杭州侍读时，首先读到《砚云甲编》中的《陶庵梦忆》，心甚喜之，“为后来搜集乡人著作之始基”①。首先自然是读张岱的其他著作，如《于越三不朽图赞》、《琅嬛文集》、《西湖梦寻》之类。给周作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于越三不朽图赞》里“姚长子”的形象，这“是一个穷民，以身长得此诨名（真名因此不传），遇倭寇之难成为义民”②，这大概是周作人最初接触到吴越一带的反抗传统吧。从乡贤著作中，周作人直接受到了地方历史文化的熏陶。他曾把明清以来浙江思想文化界概括为“飘逸”与“深刻”两大潮流：“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se-dangjin)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前者如徐渭（文长），王思任（谑庵），张岱（宗子），袁枚（子才），李慈铭（莼客），俞樾（曲园），后者如毛西河、章实斋、赵益甫、章太炎等③。周作人本人，显然于这两大潮流都是有所吸取，但又似乎更偏向于“飘逸”一派。 ①周作人：《过去的工作·关于竹枝词》 ②周作人：《雨天的书·日本的海贼》 ③周作人：《谈龙集·地方与文艺》 周作人所说的“深刻”派与所谓“绍兴师爷传统”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周作人曾对“师爷传统”的影响作过如下说明：“我们一族住在绍兴只有14世，……这400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本来师爷与钱店官同是绍兴出产的坏东西，民国以来已逐渐减少，但是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清朝的章实斋、李越缦即是这派的代表，他们都有一种喜ma人的脾气”①。所谓“师爷”，即幕友、幕僚，这是旧地方zheengffuu或军队里的参谋、书记或办理司法、钱粮等事务的专职人员。军政僚属对于他们尊如上宾，称为“老夫子”；对于一般胥吏来说，他们是自己长官的师宾，因此称之曰“师老爷”，简称“师爷”。明清时期绍兴人当师爷的遍布全国，有“无绍不成衙”之说，“绍兴师爷”之名因此大盛。衙门的师爷因其司职的不同分帐房师爷、刑名师爷、书启师爷、钱谷师爷等，而最突出的是刑名师爷（地方上的讼师也包括在内），素有dao笔吏之称。有时人们讲“绍兴师爷”也专指“刑名师爷”。作为一种社会分工，刑名师爷以司法为专职，在长期的职业性训练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特殊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以至文风，如周作人所说的“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的“师爷气”，嫉恶如仇、睚眦必报，易怒多疑、苛刻严峻的性格，冷静、周密的思维方式，谙熟人情世故、法律条文，多谋善断的才干，以及缜密、犀利的“师爷笔法”等等。而周作人把“绍兴师爷”的苛刻性格称之为“法家的苛刻”，则是点明了作为绍兴地方文化特(se-dangjin)之一的“师爷传统”与法家的内在联系。 ①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 周作人一面从小从与祖父、乡人（据统计，周氏家族中有十来位“绍兴师爷”）的接触，以及乡贤著作的阅读中，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绍兴师爷”的传统，并因无以摆脱身上的“师爷气”而饮恨终生，另一面，他又从不回避自己对绍兴文化传统中“飘逸”派的倾心。他在评论张岱（宗子）《陶庵梦忆》时抱怨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的，绍兴的风水变了的缘故罢，本地所出的人才几乎限于师爷与钱店官这两种，专以苛细精干见长，那种豪放的气象已全然消失”①。“豪放”之气确实是绍兴人的传统气质。曾为“饮中八仙”之一的唐朝名诗人贺知章即是一例。胡适曾引述从旧唐书，说他“性放旷，善谈笑……，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遨游里巷，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天宝三载，知章因病恍惚，乃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流风所及，明清两代“吴越遗老”也“多放恣”，为桐城派正统文人所“甚恨”②。这种“放恣”之风，正是对传统经学的一种反叛，是经学统治地位的松动，也是道与佛对儒的渗入，从根本上说，周作人与鲁迅的“杂学”兴趣，也是统属于这“放恣”之风的。正象周作人自己反复说的，他（以及鲁迅）的治学道路，是一条“从旁门入”的“野路子”，他的读书趣味的选择，以至人生选择，遵行的是“非正宗的别择法”。这就是说，历史发展到了周作人这一代，封建正统文化对它自身土壤里所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中的最杰出者，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当然，现在所发生的“反叛”，仍然是在传统文化结构内部的一种调整，还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否定。这一代人，一直要到真正接触到了与zhongguo传统文化异质的西方文化体系，进入“世界文化”的新系统，他们的反叛性的文化性格才可能发展到十分自觉的程度，并产生建设性的新的文化性格。——而这一历史转折点，是一天天地逼近了。 ①周作人：《泽泻集·陶庵梦忆·序》 ②周作人：《药堂语录·九烟遗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