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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
第一章 说不尽的童年——在绍兴(1885.1——19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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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字街头(下)

  十字街头尽管物质生活十分清苦,但也有自己的文化生活。
  最流行的自然是地方戏曲。东昌场街头颇有名气的屠家小店,除了兜售夜糖迷住了一大群小孩之外,女店主人宝林大娘与她的女儿宝姑娘也招引了不少青年、壮年以至老年顾客。宝林大娘当年有“草舍美人”、“豆腐西施”的艳名,因此被写进了鲁迅的《故乡》;而今徐娘半老,却也不甘寂寞,每年都出面募款,在她小店对过搭起台来,请街上的“盲女”,也杂有个别瞽男,唱“花调”〔又称“话词(市)”〕①。这些“盲女”平时集居在马梧桥一带,招牌上写着“三品词调”四字,外出演唱时,头发梳得油光可鉴,脚著绣花鞋,穿着过时的服饰。她们唱的“花调”类似“弹词”,七字一句或五字一句,大抵是二女一男,弹琵琶洋琴。演唱的内容通常是演唱佛教通俗教义的“宝卷”,如“花明宝卷”、“刘香宝卷”之类。——宝林大娘现在已经收心念佛,颇热心于佛事。所谓“宣宝卷”即是在悲凉楚怆的演唱中,在人人闻之动容之间,宣扬“以刻苦修行,今生赎罪”为中心的“妇女佛教观”。却不想这一年一度的演唱,也会产生悲剧。悲剧主人公即是宝林大娘的女儿宝姑娘。她本终日坐在小店里砑纸,可是听熟了宝卷,竟然影响了她的人生观,并且毅然拒绝与她从小许配的山里的远亲成婚,最后闹到对方来抢婚。经过种种波折,还是解除了婚约,一时间成了街头的最大新闻。宝姑娘从此躲在小楼上,不与世人相见,最后郁病而死。这种事给幼年的周作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他在报上看到家乡再次发生“少女抢婚死亡”事件的消息,竟唤起了他潜在的记忆——

①参看周作人《谈龙集·关于“市本”》;“花调”历史相当悠久,南宋陆游:“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叫唱蔡中郎”,元代诗人瞿存斋也有“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

  我记起四十年前的旧事来。在故乡邻家里就见过这样的少女,拒绝结婚,茹素诵经,抑郁早卒,而其所信受爱读的也即是《刘香宝卷》。小时候听宣卷,多在这屠家门外,她的老母是发起的会首。此外也见过些灰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的女人,其悲剧的显晦大小虽不一样,但是一样的暗淡阴沉,都抱着一种小乘的佛教人生观,以宝卷为经史,以尼庵为归宿。此种灰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的印象留得很深,虽然为时光所掩盖,不大显现出来了,这回忽然又复遇见,数十年时间恍如一瞬,不禁惨然,有别一意义的今昔之感①。

①周作人:《瓜豆集·刘香女》

  正是从这“灰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的印象”——“灰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的女人”、灰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的人生、灰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的哲学——里,一种人生的苦味悄悄地浸入周作人的血液。
  但对于幼年周作人,家乡的戏曲所留下的印象却并不这样灰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甚至可以说是恰恰相反的。
  在老台门对面有一大片空地。这一片地面上原来是有房子的,属于和房。据说不知在哪一年发生过一次火灾,把所有毗连的房子统统烧光了,留下一堆瓦砾。在这一片白地上,有时有人来变大戏法,这块空地就成为附近居民娱乐场地。周作人幼年时代在这里经常看到的是绍兴地方戏有名的“大班”与“目连戏”。
  按这里的风俗,每年七月半,都要由覆盆桥周家发起,请“绍兴大班”(又称“绍班”)来演戏。有文班与武班,文班叫高调班(又叫高腔);武班叫乱弹班。据周作人介绍,绍兴大班演出的最大特点是:“虽然中间尽有悲欢离合,近似悲剧的片段,但结末总是欢喜会合,以大团圆收场”①。这类演出大都是为了祭神,演出形式的最大特点是在“正戏”前后都有着固定套式的开场戏与结尾戏。开场戏要演“五场头”,“庆寿”(祝贺延年益寿),“跳加官”(祝愿官运亨通),“跳魁星”(祝颂登科及第),“小赐福”(赐与福音),“掘藏”(即“调财神”,恭喜发财),当地叫“讨彩戏”,歌祝人们“福、禄、寿、财”。按周作人的说法,就是“极尽人生的大望”。在正戏结束以后,接着就出来了一生一旦,匆匆向外边纳头便拜,表示“拜堂”之意,也即是说这一天的戏算是完了。观众也都了解这个意思,在喜乐声中,看见两人交拜,便说“拜堂”了,纷纷准备走散。周作人说,“这种习惯不晓得别处有没有,小时候看绍兴戏文,记得如此,这说来已经是50年前事了”②。更难忘的,自然是这种戏剧演出形式中所蕴含的喜剧趣味。与鲁迅、胡适对zhongguo传统戏剧中“大团圆”结局的批判态度相反,周作人显然十分赞赏这类“大团圆”,以为是表现了一种“喜剧价值”的。周作人的这一评价与上述幼年时代的记忆应该是一脉相承的。绍兴大班的“正戏”别有特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多是扮演锄强扶弱、表忠除奸、抗敌御外的历史故事。唱腔豪放、高亢、激昂,表演则简洁明快,鲜明强烈,这也是表现了绍兴民性刚烈坚毅之一面的。

①周作人:《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喜剧的价值》
②周作人:《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喜剧的价值》


  另一类演出是“目连戏”。传说七月份酆都城鬼门关打开,阎罗大王让小鬼到人间玩玩,所以这戏是演给鬼看的。周作人把目连戏叫作“纯民众”的戏剧,因为“所用言语系道地土语,所着服装皆极简陋陈旧,故俗称衣冠不整为‘目连行头’;演戏的人皆非职业优伶,大抵是水村的农夫,也有木工瓦匠舟子轿夫之流混杂其中,临时组织成班,到了秋风起时,便即解散,各作自己的事去了”①。“目连戏”演的是“目连救母”的故事,这是一个佛教传说,宣扬人也是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封建迷信观念,自然引不起孩子们及观众的兴趣。观众们注目的是目连戏中的穿插戏。据老艺人说,目连戏是出劝善戏,所以戏班在外去演出时,常把耳闻目睹的“恶事”,记录下来,编进目连戏中去。全剧共有一百二三十折之多。穿插戏多是讽刺社会恶行现象的讽喻性喜剧。周作人回忆说,“占据目连全剧十分之九地位的插曲,差不多都是一个个剧化的笑话,社会家庭的讽刺画。……我还是五十年前在长庆寺前的路亭台上看过最后的一次,只演了半日一夜,所以插曲省去了不少,大部分也已忘记了。但是有些还约略记得,如‘泥水作打墙’,‘张蛮打爹’,还如什么人给地主当佣工,当初说定挑水是十六文一担,后来不知怎么一来,变成了一文十六担了。又如说富家中堂挂着条幅,上写‘太<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太<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阳出起红淜淜’一首猥亵的诗,也满是讽刺的意思……”②。在另一处,周作人还有更真切的回忆——

①周作人:《谈龙集·谈“目连戏”》
②周作人:《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关于目连戏》


  这些场面中有名的,有“背疯妇”,一人扮面如女子,胸前别着一老人头,饰为老翁背其病媳妇而行。有‘泥水作打墙’,瓦匠终于把自己封进墙里去。……有“张蛮打爹”,张蛮的爹被打,对众说道:“从前我们打爹的时候,爹逃了就算了,现在呢,爹逃了还是追着要打!”这正是常见的“世道衰微人心不古”两句话的最妙的通俗解释。又有人走进富室厅堂里,见所挂堂幅高声念道:“太<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太<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阳出来红淜淜,新妇滹浴公来张。公公唉,甮来张;婆婆也有哼”,唔,“唐伯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hu题”,高雅,高雅!

  周作人并且发表了如下议论——

  这些滑稽当然不很‘高雅’,然而多是壮健的,与士流之扭捏的不同,这可以说是民众的滑稽趣味的特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在我们知道的范围以内,这是zhongguo现存的唯一的宗教剧。……全本的目的却显然是在表扬佛法,仔细想起来说是水陆道场或道士的‘炼度’的一种戏剧化也不为过。……(而)滑稽分子的喧宾夺主,原是自然的趋势①。

  无论如何,通过目连戏的演出,“民众的滑稽趣味”深深渗入了周作人心灵深处。

①周作人:《谈龙集·谈“目连戏”》

  除了目连戏外,还有迎神赛会。这是鲁迅在他《五猖会》里作过有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有声的描写的;但在周作人的回忆里,却“已经很简单了”——

  迎会之日,先挨家分神马,午后各铺户于门口设香烛以候。会伙最先为开道的锣与头牌,次为高照即大纛,高可二三丈,用绸缎刺绣,中贯大猫竹,一人持之以行,四周有多人拉纤或执叉随护,重量当有百余斤,而持者自若。时或游戏,放着肩际以至鼻上,称为嬉高照。有黄伞制亦极华丽,不必尽是yellowhuangse,……次有音乐队,名曰大敲棚,木棚雕镂如床,上有顶,四周有帘幔,棚内四角有人舁以行,乐人在内亦且走且奏乐,乐器均缚置棚中也。……有高跷,略与他处相同,所扮有滚凳、活捉张三,皆可笑;又有送夜头一场,一人持笼饰,上列烛台酒饭碗,无常鬼随之。无常鬼有二人,一即活无常,白衣高冠,草鞋,持破芭蕉扇,一即死有份,如《玉历钞传》所记,民间别称之曰死无常,……活无常这里乃有家属,其一曰活无常嫂,白衣敷脂粉,为一年轻女人,其二曰阿领,云是抱油瓶也。……而其衣服容貌乃与活无常一律,但年岁小耳。此一行即不在街心演作追逐,只迤逦走过,亦令观者不禁失笑,老百姓之诙谐亦正于此可见。台阁饰小儿女扮戏曲故事,或坐或立,抬之而行,又有骑马上者,儿时仿佛听说叫塘报,却也记忆不真……①

①周作人:《药堂杂文·关于祭神迎会》

  给周作人留下记忆的似乎也是迎神赛会演出中的“老百姓的诙谐”。
  以后,周作人对绍兴迎神赛会的历史及其中所反映的民性,还作过一番考察。南宋时陆游即有“到家更约西邻女,明日河桥看赛神”的诗句,足见绍兴迎神赛会历史之悠久。周作人在明未清初张岱《陶庵梦忆》里也发现了关于当时绍兴迎神赛会的盛况,其中一条曰:——

  壬申七月,村村祷雨,日日扮潮神海鬼,争唾之。余里中扮《水浒》,……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须,寻美髯,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大索城中。无则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邻府州县,用重价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汉,个个呵活,臻臻至至,人马称娖而行,观者兜截遮拦,直欲看shaa卫玠。

  这引起了周作人的“今昔之感”。他说:“明朝人即使别无足取,他们的狂至少总是值得佩服的,这一种狂到现今就一点儿都不存留了”①。也许在绍兴民间的艺术中,还多少保留着这种毫无小家子气的生命“狂态”;这应该是周作人终生喜爱故乡民间艺术的一个重要原因。

①周作人:《泽泻集·陶庵梦忆·序》

  除了民间戏曲之外,绍兴还流传着大量民间笑话。这些笑话,也充满了喜剧趣味。在绍兴,最流行的是“徐文长的故事”。周作人从小就听乡人讲徐文长的故事,觉得颇有趣味,久想记录下来,却不知怎地,终于不果。待到周作人真的写出“徐文长的故事”,却已经是中年以后的事了。但那故事的“气味”依然保留着。从小即以出众的记忆闻名的周作人,几乎记得一字不差——

  徐文长买白菜,卖菜的说一文一斤,他说一文两斤,卖菜的粗鲁地答说,“那只好买粪吃”,徐文长便不再计较,说他要照讨价买下了。可是秤来秤去费了许多工夫,卖菜的觉得很饿了,等徐文长进去算账之后,他看桌上有两个烧饼,便拿来吃了。徐文长出来,向桌上张望。卖菜的便说,“这里两个烧饼是我借吃了”。徐文长顿足道:“了不得,这是砒霜烧饼,我拿来药老鼠的”。卖菜的十分惊慌道,“那怎么好呢?”徐文长道,“现在已经来不及叫医生,听说医砒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只有粪清最好,你还是到粪缸那里吃一点罢”。卖菜的性命要紧,只能去吃。徐文长遂对他说:“究竟是谁吃了粪呢”?

  这故事不过是毫无理由地“捉弄人”而已,自然没有更深的意义。然而,周作人却从中看到了一种民间道德。他说:“老百姓的思想还有好些和野蛮人相像,他们相信力即是理,无论用了什么体力智力或魔力,只要能取得胜利,即是英雄,对于愚笨孱弱的失败者没有什么同情”,于是,在对愚弱者的失败的嘲弄里显示出“智力的优胜”,从而达到一种自我肯定;周作人认为,这对于那些经常处于失败地位的小市民,“或者可以作精神体操之一助”,这大概就是徐文长的故事使人喜乐的原因吧。
  在周作人记录的,小时候听到的“徐文长的故事”还有这样一则——

  有一个人去找徐文长,说他的女儿喜欢站在门口,屡戒不听,问他有什么好法子。徐文长说只要花三文钱,便可替他矫正女儿的坏脾气。那父亲很高兴,拿出三文钱交给徐文长,他便去买了一文钱的豆腐和两文钱的酱油,托在两只手上,赤着背,从那女儿的门外走过,正走到她的前面。徐文长把肚子一瘪,裤子掉了下来,他便嚷着说:“啊呀,裤子掉了,我的两只手不得空,大姑娘,请你替我系一系好罢?”那姑娘跑进屋里去,以后不再站门口了。

  这故事就不只是恶作剧,而且粗俗得有几分“猥亵”了。而周作人正要为这“粗俗”与“猥亵”辩护。他说:“我的意思是在‘正经地’介绍老百姓的笑话,我不好替他们代为‘斧正’,他们的粗俗不雅至少还是壮健的,与早熟或老衰的那种病的佻荡不同”①。这无疑对那些病态的文化熏陶出来的病态的知识分子含有几分嘲弄的意思。周作人甚至怀着一种自豪的心情,宣布“天下只有天真的小儿与壮健的天才(如拉勃来、歌德、斯威夫德)才有欣赏粗话的资格”②。至于徐文长故事中的“猥亵趣味”,在周作人看来更是一种普遍性的现象:“在野蛮民族,各国缺少教育的人民中间,猥亵的笑话非常通行”③,这是社会“男女关系很不圆满”的产物,“过着端庄的生活而总不能忘情于欢乐,于是唯一的方法是意淫”。猥亵的笑话、歌谣等等“即是他们的梦,他们的法悦”④。——自然,上述认识都是周作人接触了西方现代科学特别是性心理学以后所获得的理性认识,是幼年时代周作人不可能达到的;但这种民间的粗俗不雅但却又是健壮的”猥亵趣味”潜入了他幼小的心灵,却是事实。实际上,每一个在幼年时代(或者更长时间)有机会接触到民间文化的zhongguo人,何尝不曾多多少少感受过甚至津津乐道于这种”猥亵趣味”呢?但是,当人们一旦变”雅”,就不屑(或不敢、不愿)承认这一段审美历史了。而周作人不但老老实实承认,写入自己回忆中,而且仍然津津乐道,这就有点俗世惊骇了。

①③周作人:《苦茶庵笑话集·徐文长的故事》
②周作人:《”小五哥”的故事·附记》,1925.9.13.《语丝》53期。
④周作人:《谈龙集·猥亵的歌谣》


  这种包孕于民间戏剧、笑话中的喜剧趣味、猥亵趣味,同时也是一种语言趣味;幼时所受的家乡戏剧、笑话的熏陶,更是语言的熏陶。周作人曾经特地说明:“故乡的山水风物,因为熟习亲近的缘故,的确可以令人流连记忆,不过这如隔绝了便愈久愈疏,即使或者会得形诸梦寐,事实上却总是没有什么关系了。在别一方面他给予我们一个极大的影响,就是想要摆脱也无从摆脱的,那即是言语。普通提起方言似乎多注重那特殊的声音,我所觉得有兴趣的乃在其词与句,即名物云谓以及表现方式。我尝猜想一个人的文章往往暗中受他方言的支配,假如他不去模拟而真是诚实地表现自己”。①周作人幼年时代受地方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地方方言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地方戏曲、笑话)对他的思想、情感、以至性格、文风的潜移默化。鲁迅曾谈到,他从小对迎神赛①周作人:《风雨谈·绍兴儿歌述略·序》会中的无常“口头的硬语与谐说”的欣赏与陶醉①。周作人也说:“乡间的人常喜讲什么‘舛辞’及‘冷语’,可以说是‘目连趣味’的余流”②。所谓“硬语”、“舛辞”与“俗说”、“冷语”,都是对绍兴方言特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的一种概括。所谓“硬语”“舛辞”就是绍兴话入声多,有一股“硬”气;但绍兴话也并非全部硬音,也有软的。绍兴话可谓“软硬兼施”,“快慢相间”,形成一种特殊的腔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表现了绍兴地方刚柔相济,以刚为主的民性特征的。与此相联系的,是绍兴话中骂人的话特别多,开口“贼胚”,闭口“娘shaa”,用一句绍兴话,就是“骂人当饭吃”。鲁迅作品中七斤嫂与杨二嫂如果合演一台戏,将会是骂语连篇,别有兴味的。周作人记下的则是绍兴“女人骂街”的趣文。据说这是一位自称无名人的文人“暂居绍兴一古寺中”所见——
①鲁迅:《朝花夕拾·无常》
②周作人:《谈龙集·谈“目连戏”》


  戊申,与寺僧负暄楼头。适邻有农人妇曝菜篱落间,遗失数把,疑人窃取之,坐门外鸡楼上骂移时,听其抑扬顿挫,备极行文之妙。初开口如饿鹰叫雪,嘴尖吭长,而言重语狠,直欲一句骂倒。久之意懒神疲,念艺圃辛勤,顾物伤惜,啧啧呶呶,且詈且诉;若惊犬之吠风,忽断复续。旋有小儿唤娘吃饭,妇推门而起,将入却立,蓦地忿上心来,顿足大骂,声暴如雷,气急如火,如金鼓之末音。促节加厉,欲奋袂而起舞。余骇然回视,嘎然已止,筋响碗呜,门掩户闭。僧曰:此妇当堕落。余曰:适读白乐天琵琶行与苏东坡赤壁赋终篇也①。

  周作人由此而发表了一番议论:“本来在生物中母兽是特别厉害的,不过这只解释得泼字,骂街的本领却别有由来,我想这里总可以见她们zhengzhi天才之百一吧。希腊市民从哲人研求辩学,市场公会乃能滔滔陈说,参与政事,亦不能如村妇之口占急就,而井井有条,自成节奏也。zhongguo士大夫十载寒窗,专做赋得文章,讨武驱鳄诸文胸中烂熟,故要写劾奏讪谤之文,摇笔可成,若仓卒相骂,便易失措,大抵只能大骂混帐王八旦,不是叫拿名片送县,只好亲自动手相打矣。两相比较,去之天壤”②。如此,吸引周作人的,就不仅是家乡方言中的滔滔不绝、自成节奏的骂人的“硬语”,而且是透过“硬语”所表现的民间性格与智慧的魅力。

①②周作人:《秉烛后谈·女人骂街》

  绍兴方言中的“诙谐感”也是引人注目的,鲁迅曾经说:“警句或炼话,讥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话”①;鲁迅又说:“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②。“炼语”即指俗语,包括谚语、歇后语等;而其中是最多诙谐、幽默的。周作人回忆说:“《越谚。骂詈讥讽之谚第十六》中有东瓜雕猪砦一语,注云诡随,幼时常闻祖母说此语,文稍繁而意义明显,设为二人应对的词云:东瓜好雕猪砦么?好雕的,好雕的,猪要吃的罢?要吃的,要吃的。盖讽刺随口附和,不负责任者也。砦即槽,家畜的食器”③。这即是绍兴“炼话”里的幽默趣味。
①鲁迅:《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
②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③周作人:《书房一角·越谚》


  贯串于绍兴地方戏剧、笑话以至地方方言里的“硬气”与“诙谐”构成了绍兴地方平民文化最基本的特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这对于周作人的思想、性格以至文风的形成,显然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对这“十字街头”的影响也不可作过高的估价。周作人在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十字街头”影响的同时,又竭力地排斥着这种影响,以保持自己的“独立”。他曾在《十字街头的塔》里特地声明——

  我在十字街头久混,到底还没有入他们的帮,挤在市民中间,有点不舒服,也有点危险(怕被他们挤坏我的眼镜),所以最好还是坐在角楼上,喝过两斤黄酒,望看马路吆喝几声,以出心中闷声,不高兴时便关上楼窗,临写自己的《九成宫》,多么自由而且写意①。

①周作人:《雨天的书》

  他既曾混迹于“十字街头”,又不愿“跟着街头人群去瞎撞胡混”,径直地说,对“街头群众”怀着疑惧,他就只能躲在“十字街头的塔”里,过着半是绅士、半是流氓的生活,与民间的市民文化既有联系,又存在隔阂——这就构成了周作人内在矛盾的这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