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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金光大道》也说几句话

                  关于《金光大道》也说几句话
作者:陈思和

  我常常想,假如前两年贾平凹氏的《废都》不是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而是平静地发表在纯文学的刊物上,或是悄悄地流行在地摊上,大约不至于会引起社会性的反感,也不至于被骂得如此声名狼藉,但反过来想,如果《废都》不被炒得那样热,就不能成为热销商品流行开去,出版单位也无利可图,出版不出版这么一本书就变得无关紧要。天下本无事。这回又来了,沉默了十几年的浩然先生突然把一部早被人们遗忘的小说重新推入文化市场这口锅里,又一次让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本来,在寂寞中的浩然先生并没有中断自己的创作,一部部作品发表,有的获奖,有的被改编成影视剧,没有人妨碍他,也没有人特别地看重他,出版商书贩子并没有想到这些作品能够获取商业利润。可这回不一样了,《金光大道》四卷一推出,开价就是七十多元,据说是出现了“排着长队踊跃购此书”的盛况,有家报纸发了标题为“《金光大道》再放金光”的新闻,其兴奋之态跃然纸上;在另一家报纸上,有人把这本书的再版称作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情”,暗示了这个事件的非同寻常。其实,在据说是进入了“后现代”的当今社会里,流行歌曲排行榜和恶形恶状的“文革”歌曲不过是转换一个频道而已,谁还会计较一部早已成明日黄花的旧小说?出版就出版吧,可偏偏要来“炒”一下,又是发表文章,又是接受采访,于是有了咸谈、有了是非……既然要再放“金光”,那就难免会引起祭宝斗法,不是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么?
  浩然先生是“文革”时期有幸可以在新华书店里陈列自己作品的作家,他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一、二部,在当时都是脍炙人口的流行读物,现在三四十岁一代人恐怕很难忘记这些作品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平心而论,在一片肃杀的文学空间,除了样板戏和一些拙劣图解政治的文字以外,唯一可以当作文学作品看看的合法创作大概就数浩然先生的小说了。这倒不是因为在文化专制年代里他真的“有意回避现实,决计写距离远的农业合作化时期题材”,也不是他“忠于自己的艺术良心,大胆地写人情世态和爱情纠葛”,而是因为这些作品出现在一个极不正常的文化荒芜年代里。正像在大饥荒时代里人们可吃观音土,但并不是说这种土就是食物,它不过是有充饥的功能而已。浩然先生的《金光大道》第一部,构思中明显摹仿了柳青的《创业史》,无论是结构布局还是人物配置,都看得出是继承50年代农村题材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这一派创作的基本特点是作家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和对农民怀有血缘上的亲近感,因此在图解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时,不自觉地用自身所具有的民间文化营养加以稀释,使本来属于概念化的内容借助风俗性的民间图像表达出来。这一类作品,如果说在当时尚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在今天可能还有再读解的意义,那就取决于其所含有的民间性的程度。由于这种民间意识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分离性和对抗性,所以自60年代以来,民间意识在创作中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打击。“文革”开始后,这一创作流派的主要作家赵树理、柳青都被迫害致死,这种民间文化形态的现实主义创作基本上受到压制。浩然先生的创作开始于50年代,民间性的自发成份还相当浓厚,他的作品清新活泼,内容多写新人新事,虽然肤浅,但浅得可爱,与当时河北文坛上另一位文学新人刘结棠相映成趣。但从60年代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来,他的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标志是长篇小说《艳阳天》的出版。这部作品在“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年代里能够一枝独秀决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它能够直接图解出一幅农村阶级斗争的图像:作者用“两军对阵”的二元对立的模式,写出了一个合作社在麦收以前的15天里发生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敌人”的一方,不但党内外相勾结,而且与城市里的右派挂起钩来;不但思想路线上有分歧,而且还杀人闹事,萧长春之流就在这样虚构的“战争”中成了风口浪尖的英雄人物。这样的生活图像,戏剧性当然很强,但究竟是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民的精神面貌,还是为了图解错误的政治口号而歪曲了生活真实,在经过了惨痛教训以后的今天,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再说《金光大道》,这部四卷本的小说开写于1970年,完成于1977年,正是“四人帮”利用权力企图重建直接为他们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文化体系的时期,我不知道浩然先生怎么会有“有意回避现实”而创作长篇小说的自由?我手边还保存了《金光大道》前两卷的初版本,书上的内容说明是这样来概括的:“通过解放后华北一个村庄的革命演变,描绘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高大泉等英雄人物正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向党内的错误路线、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以及暗藏的阶级敌人猛烈进攻,展开一个又一个回合的反复搏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巩固、发展了互助合作组织,建立起天门区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事实上,当年读过这两卷小说的读者,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作者虽然写的是“远离”“文革”时代的“夺权斗争”,却写了合作化运动时期的“夺权斗争”;虽然没有正面写“文革”时代的“现实”,却用“文革”时期的主流思想来表现50年代的“路线斗争”。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中央的政策有过几次反复,直到1955年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邓子恢部长作了不符合实际的批判,错误地否定了1953年和1955年春党中央对合作社的两次整顿工作,大反所谓“小脚女人”、“右倾思想”,结果助长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的发展。接着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开了一个压制党内不同意见,将工作中的意见分歧上钢为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先例。这些“左”的思想路线与后来几年中的“左”倾冒进错误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我不知道浩然先生在写《金光大道》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认识到这些历史的真实,有没有具备了表现这些真实历史的良知和勇气,凡读过前两卷小说的人可能都还记得,小说里塑造了一个谷新民县长,来暗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浩然把《艳阳天》里的两军对垒模式扩大化,编出了高大泉——张金发、田雨——王友清、梁海山——谷新民的三级斗争模式,正是图解了党内“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长久性,图解了“文革”时期反“党内走资派”的理论,这难道是远离了“文革”时期现实的题材吗?浩然先生自己参加过农业合作化运动,自然会受到当时“左”的主流思想的影响,他所看出的“生活真实”只能是代表他当时认识水平的真实,而没有权力向读者宣布,他所描写的这一切就代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真实”。如果浩然先生是个真正对农民怀有深沉感情,用强烈的主体性来拥抱、融化生活中某些真实现象的作家,那么,他即使在作品里有意图解当时“左”的政策,他也有可能通过民间化的艺术手法表达出农民们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真实思想感情(如柳青笔下的梁三老汉对土地的那种深沉的爱,本身就含有强烈的诗意);或表现出“左”的思想路线怎样一步步得逞,把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引向浮夸冒进的歧路,这也同样能达到现实主义的胜利(譬如赵树理为代表的“农村中间人物”的艺术创造,在中国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学史上,将会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可惜的是,浩然先生并不具备这样的素质,在这部小说淘汰了十多年、因为某些不正常的商业手段而重新炒热以后,他居然还在梦幻般地追恋当年的所谓“真实”,还在强调“原汁原味”,甚至还自称是“用笔反映真实历史的人”,这难道还不该受到责怪吗?
  浩然先生还自称在创作这部小说时“忠于自己的艺术良心,大胆地写人情世态和爱情纠葛等其时很不时髦的情节和内容”。这如果仅仅出于商业上的促销手段的话,还情有可原,如果是为了解释这部小说的价值所在,那就不对了。这部小说为了图解和宣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而任意歪曲农村生活的真实面貌,本身就无所谓“艺术良心”可言,至于什么“爱情纠葛”,在当时岂止“很不时髦”,而是根本不能涉及的,浩然先生又有什么特权可以破例?在我的记忆里,《金光大道》里所谓的人情世态和爱情纠葛,大约是指高二林与钱彩凤之间的一段婚事,可惜这段“爱情纠葛”表现的并不是爱情本身,只是写富农分子为了破坏农民组织起来而设下的“美人计”,说穿了,仍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已。如果从“爱情”的意义上说,《金光大道》比《艳阳天》退了一大步,并无特色,但浩然先生的创作方法在当时却是很有代表性的:把一切情节都围绕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而设立,哪怕是“爱情纠葛”。这倒恰恰是很“时髦”的。
  当然,我这里所说的《金光大道》,仅仅是指“文革”时期出版的前两卷,对于这次轰动京华的全本,还无缘读到。如果浩然先生本着对历史和读者负责的态度对小说作了较大的改动,以他对农村历史的切身经验来再现50年代中国农村生活图景也未尝不可;退一万步说,为了补贴消费不足,把一箩陈年谷子悄悄倒卖出去,也没什么大不了。可是浩然先生有意要把这段历史记在“真实”的帐上,不但强调“原汁原味”,还告诫读者“不要带新的框框去评价那段历史”。这就奇了。据说现在理论界正流行解构一说,你说我是旧框框,我说你是新框框,框框对框框,彼此都消解,倒也真个是只剩下“美好的回忆”了。可是,这种“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历史,浩然先生回忆起来固然很“美好”,而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记忆中又怎么样呢?

  1994年10月22日写于黑水斋

此文章原载于陈思和学术随笔集《黑水斋漫笔》(1997年7月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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