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浩然面面观

□袁良骏

　　自从去年浩然先生自称“是一个奇迹，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之后，文学界颇引起了一点反响。公开发表的争议文章虽然不多，但背后的议论却相当不少。浩然算不算一个“奇迹”？如果算，“奇”在哪里？浩然说：他“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chinazhongguo农民”，那末，如何看待他和chinazhongguo农民的关系？浩然还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那末，他当时的“贡献”何在？浩然又说：他对自己在“文革”中写的《金光大道》、《西沙儿女》等作品，不仅不“后悔”，相反，还为它们“骄傲”，他“最喜欢”也最骄傲的是被人们批评为极左文艺路线化身的《金光大道》。那末，又如何看待浩然的这些作品呢？凡此种种，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novelxiaoshuo家的自我评价，而牵涉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评价，牵涉到chinazhongguo当代文学的历史评价和今后发展的大问题。因此，我们不能不关注浩然这个自封的“奇迹”。

　　
一、关于所谓“奇迹”

　　姑且不谈“奇迹”的内容，我们不能不首先“敬佩”浩然的勇气。在上下五千年悠久的chinazhongguo文学史上，自封“奇迹”的作家从来没有，浩然是开天辟地第一份。从这个意义上说，浩然的确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大言不惭、自我吹嘘、自我膨胀的奇迹。这种“勇气”，从屈原到鲁迅，没人有过；而今而后，也未必再有。浩然很可能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奇迹”。然而，小学生也知道，自我吹嘘得再厉害，也不能算是什么奇迹。那么，浩然的“勇气”是否可嘉呢？也不然。古人云：“知耻近乎勇”。自我吹嘘、自我膨胀一向被chinazhongguo人视为耻辱。浩然先生的自封为“奇迹”，按照chinazhongguo的古训，就得算“不知耻”，离真正的“勇”，就远哉遥遥了。

　　浩然年轻时，本来是一个相当谦虚谨慎的作家。他的《喜鹊登枝》、《杏花雨》等novelxiaoshuo，虽然手法比较稚嫩，内容上也不无“左”的痕迹，但总地说来，含香带露，充满了朴素的农村生活气息，深得广大读者喜爱并很快成为一名“专业作家”。浩然是一名京东农村的穷孩子，他只读过三年半小学。从这样一名“准文盲”成长为专业作家，确乎有一点旧俄作家高尔基的味道，有点“奇迹”的味道。但“奇迹”不“奇迹”不能自封，而只能由社会、由读者评说。即使你真是一个“奇迹”，让你自己一张扬，就变成了“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一点“奇迹”也没有了。

　　更何况，浩然自封“奇迹”，主要含义并不在此，而是炫耀他在“文革”中的“成就”和“贡献”呢？

　　
二、关于所谓“贡献”

　　“文革”中，由于“四人帮”的极左路线，造成了zhengzhi上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打“派仗”、揪“黑帮”，人民群众自相残shaa，也造成了无数冤、假、错案；经济上则生产荒废，市场萧条，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而在文化艺术上，则“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浩然走在金光大道上”，最应生机勃勃的文化艺术事业也几乎被扼shaa、被窒息了。谈论一个人在“文革”中的“贡献”，离不开这个大背景，对浩然自然也不例外。十年“文革”中的浩然，似乎经历了这样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前六年（1966－1972），浩然出于对communistgcd、毛主席朴素的阶级感情，拥护“文革”，并“出于自己创作的冲动和激情”（浩然语），写出了长篇novelxiaoshuo《艳阳天》、《金光大道》和一些短篇novelxiaoshuo。这一阶段浩然的主要贡献是写出了《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第二阶段为后四年（1973－1976），由于《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受到了“四人帮”特别是江青的青睐，浩然平步青云，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作家一跃而成为江青的大红人，拟议中的文化部副部长（未及宣布），江青座上常客和“钦差大臣”。1974年被江青“亲自委派”到西沙群岛前线视察，一路风光，回京后写出了《西沙儿女》（诗体长篇novelxiaoshuo）。后又奉江青之命视察大寨并写成《大地的翅膀》（报告文学）。这一阶段，浩然对“四人帮”贡献巨大，可以说是一位“得天独厚”的“帮闲文人”。如果不是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浩然的前途不可限量，岂止区区文化部副部长而已。

　　因为我们并不了解浩然追随江青、“奉天承运”的内幕，我们根据的只能是见诸文字记载的浩然的“外在表现”。这个“外在表现”能否代表浩然在“文革”中的全部“贡献”，实在把握不大，但仅据这个“外在表现”，我们即不难看出：浩然所吹嘘的他在“文革”中的“贡献”，实际上是一种犯罪和出丑。“四人帮”祸国殃民，罪恶滔天，江青尤飞扬跋扈，令人发指。浩然成为他们的亲信和“御用文人”，为他们东奔西走，替他们摇旗呐喊，这是不是一种犯罪行为？对得起被他们整得死去活来的广大人民（主要是农民）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当然，浩然可以为自己辩解，说当时他们代表自己热爱的zhongguocommunistgcd，自己“上贼船”是不自觉的，情有可原的。然而，为什么当时那样炙手可热、不可一世呢？廿年后的今天为什么还要把这段并不光彩的历史吹嘘成“贡献”呢？莫非为江青卖命也算贡献？为“十年浩劫”摇旗呐喊也算贡献？浩然novelxiaoshuo家的良知到哪里去了？所以，浩然吹嘘的“贡献”只能被江青及其一伙认可，广大人民群众只能是嗤之以鼻的。


三、关于《艳阳天》和《金光大道》

　　在浩然自吹自擂的“贡献”中，自然不能不包括这两部他引为“骄傲”的长篇。说实在话，浩然所以被江青一伙所赏识和利用，关键就是靠的这两部长篇。江青一伙欣赏这两部长篇的什么呢？简言之，不外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两部novelxiaoshuo写的都是“chinazhongguo农村的社会zhuyi改造”，即所谓农村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表现了所谓农民走社会zhuyi道路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第二，两部novelxiaoshuo都表现了农村社会zhuyi改造的“复杂性”：地主、富农等阶级敌人的破坏，党内外保守势力（或曰“资本zhuyi势力”）的阻挠，工作中的缺乏经验和失误、挫折；

　　第三，两部novelxiaoshuo都塑造了“高大完美”的新农民英雄形象，《艳阳天》的主人公萧长春、《金光大道》的主人公高大泉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如果五、六十年代chinazhongguo农村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真是什么“历史的壮举”，浩然的这两部novelxiaoshuo自然会“垂芳千古”。遗憾的是，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合作化还是公社化，对五、六十年代生产力极其低下的chinazhongguo农村来说，都是一种极其可笑的“左倾幼稚病”。正因为它幼稚可笑而又强制执行，所以它才造成了整个农村、整个农民乃至整个chinazhongguo的巨大灾难。1958、1959、1960三年人民公社化、“大跃进”的高潮期，chinazhongguo农村成了一种什么景象？多少农民父老兄弟啼饥号寒乃至含恨死去？作为农民的儿子，浩然对此究竟是一无所知还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呢？不客气地说，浩然的这两部长篇，完全是“左倾幼稚病”的产物，书中描写的所谓“农民的社会zhuyi积极性”，完全是虚假的、人为的、违反chinazhongguo农民的心愿和根本利益的。对此，zhongguocommunistgcd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做出了科学的历史结论，改革开放二十年来chinazhongguo农村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充分证明了这个结论的正确性。

　　我们并不否定浩然创作这两部长篇novelxiaoshuo时的激情和虔诚，显然，他是全心全意讴歌农村的“社会zhuyi改造”的，他当时并非“奉命创作”。而且，他对农村也是高度熟悉的，novelxiaoshuo的某些细节、场景乃至人物形象（比如“滚dao肉”之类）也有其真实可信的一面。然而，两部novelxiaoshuo的致命伤就在于歌颂了极左路线，歪曲了农村现实，违背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和意愿。说白了，浩然跟得太紧了。他把错误路线当成了金科玉律，写成了chinazhongguo农民的命根子，大错而特错了。其次，从人物塑造上说，两部novelxiaoshuo的主人公都太高大完美，特别是高大泉，更被写成了灵光四射的“完人”。而他的全部业绩无非是带领农民走合作化、公社化道路，实际上是让广大农民勒紧裤腰带向gongchanzhuyi“穷过渡”。如此一来，高大泉再积极、再光辉、再高大，又有何用？又有何益？这种极左路线哺育的极左英雄，怎能不随着极左路线的垮台而垮台？高大泉“文革”中成为江青一伙文艺创作“三突出”原则（突出正面人物、英雄人物、主要英雄人物）的样板不正是顺理成章吗？

　　究竟五、六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公社化是否错了？是否极左路线？浩然显然是有保留的，不服气的。这是他的权利。但是，有保留、不服气是一回事，客观现实、客观历史又是一回事。不说别的，仅就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而言，究竟是改革开放以来有所改善还是合作化、公社化时有所改善呢？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仍然是公社化时的“一大二公”，农村将凋蔽破败到什么程度，难道可以想象吗？时至今日，浩然仍在为他的《金光大道》、高大全而“骄傲”，实在“骄傲”得莫名其妙。如上所述，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上，这两部长篇都是不能成立的，它们已经被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它们不是毫无价值，但却只具有“反面典型”的意义。从五、六十年代过来的浩然的同龄人可以透过novelxiaoshuo重温那段荒谬可怕而又滑稽可笑的历史；年轻朋友也可以由之增广一点历史的知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四、关于“过而能改”

　　古人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浩然尽管在“文革”中曾被江青一伙所利用，尽管他歌颂过极左路线，但这些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不能也不应完全由他个人负责，不能也不应抓住他的这些历史小辫不放。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zhongguocommunistgcd已经纠正了自己历史上的“左”的错误，作为不同程度上受过这种“左”的影响的个人，更应该放下包袱，轻装前进。遗憾的是，浩然的包袱太重了。他的“奇迹”———“贡献”———“骄傲”之类一系列看似荒唐可笑的自我评价，正是这种历史包袱的“外泄”。浩然的刚愎自用，并非他的本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而是一种对历史的愤懑的抗争。浩然的潜台词是：究竟谁对谁错，我们走着瞧！

　　是的，廿年太短，还要继续走着瞧。但我们不能不诚恳相告浩然先生：老站在极左路线的观点、立场上，对chinazhongguo的历史和现实，是很难有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的；对自己的历史功过，也是无法有一个清醒认识的。

　　maozedong同志虽然犯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危害巨大的错误，但他毕竟还是一代伟人，他的很多话还是值得我们认真领会。他曾不止一次地告诫犯过错误的同志：“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不知自奉忠于毛主席的浩然先生，能否从毛主席这个历史的忠告中得到启悟。

　　只有告别过去，才能继往开来。我们希望浩然先生不要再在“金光大道”上顾影自怜、“笑傲江湖”，我们希望读到浩然先生为改革开放、扭转乾坤的chinazhongguo农民树碑立传的伟大新作。

中华读书报1999.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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