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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的根

作者:韩少功
  我以前常常想一个问题:绚丽的楚文化到哪里去了?我曾经在汨罗江边插队落户,住地离屈子祠仅二十来公里。细察当地风俗,当然还有些方言词能与楚辞挂上钩。如当地人把“站立”或“栖立”说为“集”,这与《离骚》中的“欲远集而无所止”吻合,等等。除此之外,楚文化留下的痕迹就似乎不多见。如果我们从洞庭湖沿湘江而上,可以发现很多与楚辞相关的地名:君山,白水、祝融峰,九嶷山……但众多寺庙楼阁却不是由“楚人”占据的:孔子与关公均来自北方,而释迦牟尼则来自印度。至于历史悠久的长沙,现在已成了一座革命城,除了能找到一些辛亥革命和土地革命的遗址之外,很难见到其他古迹。那么浩荡深广的楚文化源流,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中断干涸的呢?都流入了地下的墓穴么?
  两年多以前,一位诗人朋友去湘西通道县侗族地区参加了一次歌会,回来兴奋地告诉我:找到了!她在湘西那苗、侗、瑶、土家所分布的崇山峻岭里找到了还活着的楚文化。那里的人惯于“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披兰戴芷,佩饰纷繁,萦茅以占,结苣以信,能歌善舞,呼鬼呼神。只有在那里,你才能更好地体会到楚辞中那种神秘、奇丽、狂放、孤愤的境界。他们崇拜鸟,歌颂鸟,模仿鸟,作为“鸟的传人”,其文化与黄河流域“龙的传人”有明显的差别。后来,我对湘西多加注意,果然有更多发现。史料记载:在公元三世纪以前,苗族人民就已劳动生息在洞庭湖附近(即苗歌中传说的“东海”附近,为古之楚地),后来,由于受天灾人祸所逼,才沿五溪而上,向西南迁移(苗族传说中是蚩尤为黄帝所败,蚩尤的子孙撤退到山中)。苗族迁徙史歌《爬山涉水》,就隐约反映了这段西迁的悲壮历史。看来,一部分楚文化流入湘西一说,是不无根据的。
  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故湖南的作家有一个“寻根”的问题。这里还可说一南一北两个例子。
  南是广东。人们常说不久前的香港是“文化沙漠”,这恐怕与现代商品经济瓦解了民族文化主体有关。你到临近香港的深圳,可以看到蓬勃兴旺的经济,有辉煌的宾馆,舒适的游乐场,雄伟的商贸大厦,但较难看到传统文化遗迹。倒常能听到一些舶来词:的士、巴士、紧士(工装裤),波士(老板)以及OK。岭南民间多天主教,且重商甚于重文。对西洋文化的简单复制,只能带来文化的失血症。明人王士性《广志绎》中说:粤人分四,“一曰客户,居城郭,解汉音,业商贾;二曰东人,杂处乡村,解闽语,业耕种;三曰俚人,深居远村,不解汉语,惟耕垦为活:四曰(疋旦)户,舟居穴行,仅同水族,亦解汉音,以探海为生。”这介绍了分析广东传统文化的一个线索。将来岭南的文化在商品经济的熔炉中再生,也许能在“俚人”、“东人”和“(疋旦)户”之中获取不少特异的潜能吧。
  北是新疆。近年来新疆出了不少诗人,小说家却不多,当然可能是暂时现象。我到新疆时,遇到一些青年作家,他们说要出现真正的西部文学,就不能没有传统文化的骨血。我对此深以为然。新疆文化的色彩丰富。白俄罗斯族中相当一部分源于战败东迁的白俄“归化军”及其家属,带来了欧洲的东正教文化;维、回等族的伊斯兰文化,则是沿丝绸之路来自波斯和阿拉伯世界等地域;汉文化及其儒教在这里也深有影响。各种文化的交汇,加上各民族都有一部血淋淋的历史,是应该催育出一大批奇花异果的。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以及本世纪的日本文学,不就是得天独厚地得益于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双面影响吗?如果割断传统,失落气脉,只是从内地文学中“横移”一些主题和手法,势必是无源之水,很难有新的生机和生气。
  几年前,不少作者眼盯着海外,如饥似渴,勇破禁区,大量引进。介绍一个萨特,介绍一个海明威,介绍一个艾特玛托夫,都引起轰动。连品位不怎么高的《教父》我《克莱默夫妇》,都会成为热烈的话题。作为一个过程,是正常而重要的。近来,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是:作者们开始投出眼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回顾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学觉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带上了浓郁的秦汉文化色彩,体现了他对商州细心的地理、历史及民性的考察,自成格局,拓展新境;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则颇得吴越文化的气韵。杭育曾对我说,他正在研究南方的幽默与南方的孤独。这都是极有兴趣的新题目。与此同时,远居大草原的乌热尔图,也用他的作品连接了鄂温克族文化源流的过去和未来,以不同凡响的篝火、马嘶与暴风雪,与关内的文学探索遥相呼应。
  他们都在寻“根”,都开始找到了“根”。这大概不是出于一种谦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方言歇后语之类浅薄地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认为:人的特征是有很多层次的,浮在表面上的是持续三四年的一些生活习惯与思想感情,比如一些时行的名称和时行的领带,不消几年就全部换新。下面一层略为坚固些的特征,可以持续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像大仲马《安东尼》等作品中的当令人物,郁闷而多幻想,热情汹涌,喜欢参加政治,喜欢反抗,又是人道主义者,又是改革家,很容易得肺病,神气老是痛苦不堪,穿着颜色刺激的背心等等……要等那一代过去以后,这些思想感情才会消失。往下第三层的特征,可以存在于一个完全的历史时期,虽经剧烈的摩擦与破坏还是巍然不动,比如说古典时代的法国人的习俗:礼貌周到,殷勤体贴,应付人的手段很高明,说话很漂亮,多少以凡尔赛的侍臣为榜样,谈吐和举动都守着君主时代的规矩。这个特征附带或引申出一大堆主义和思想感情,宗教、政治、哲学、爱情、家庭,都留着主要特征的痕迹。但这无论如何顽固,也仍然是要消灭的。比这些观念和习俗更难被时间铲除的,是民族的某些本能和才具,如他们身上的某些哲学与社会倾向,某些对道德的看法,对自然的了解,表达思想的某种方式。要改变这个层次的特征,有时得靠异族的侵入,彻底的征服,种族的杂交,至少也得改变地理环境,迁移他乡,受新的水土慢慢的感染,总之要使精神气质与肉体结构一齐改变才行。丹纳几乎是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其见解不需要被我们完全赞成,但他至少从某一侧面帮助我们领悟到了所谓文化的层次。
  作家们写住房问题,写过很多牢骚和激动,目光开始投向更深的层次,希望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他们很容易首先注意到乡土。乡土是城市的过去,是民族历史的博物馆。哪怕是农舍的一梁一栋,一檐一桷,都可能有汉魏或唐宋的投影。而城市呢,上海除了一角城隍庙,北京除了一片宫墙,那些林立的高楼,宽阔的沥青路,五彩的霓虹灯,南北一样,多少有点缺乏个性;而且历史短暂,太容易变换。于是,一些表现城市生活的作家,如王安忆、陈建功等等,想写出更多的中国“味”,便常常让笔触越过这表层文化,深入到胡同、里弄、四合院或小阁楼里。有人说这是“写城市里的乡村”。我们不必说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我们至少可以指出这是凝集历史和现实、是扩展文化纵深感的手段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更多地属于不规范之列。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宗,更多地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它们有时可以被纳入规范,被经典加以肯定。像浙江南戏所经历的过程一样。反过来,有些规范的文化也可能由于某种原因,从经典上消逝而流入乡野,默默潜藏,默默演化。像楚辞中有的风采,现在还闪烁于湘西的穷乡僻壤。这一切,像巨大无比、暖昧不明、炽热翻腾的大地深层,潜伏在地壳之下,承托着地壳——我们的规范文化。在一定的时候,规范的东西总是绝处逢生,依靠对不规范的东西进行批判地吸收,来获得营养,获得更新再生的契机。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前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地壳而是地下的岩浆,更值得作家们注意。
  这丝毫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不是反对文化的对外开放,相反,只有找到异己的参照系,吸收和消化异己的因素,才能认清和充实自己。但有一点似应指出,我们读外国文学,多是读翻译作品,而被译的多是外国的经典作品、流行作品或获奖作品,即已入规范的东西。从人家的规范中来寻找自己的规范,模仿翻译作品来建立一个中国的“外国文学流派”,想必前景黯淡。
  外国优秀作家与某民族传统文化的复杂联系,我们对此缺乏材料以作描述。但至少可以指出,他们是有脉可承的。比方说,美国的“黑色幽默”与美国人的幽默传统和“牛仔”趣味、与卓别林、马克·吐温、欧·亨利等是否有关呢?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与拉美光怪陆离的神话、寓言、传说、占卜迷信等文化现象是否有关呢?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小说和哲理戏剧,与欧洲大陆的思辨传统,甚至与旧时的经院哲学是否有关呢?日本的川端康成“新感觉派”,与佛教禅宗文化,与东方士大夫的闲适虚净传统是否有关呢?希腊诗人埃利蒂斯与希腊神话传说遗产的联系就更明显了。他的《俊杰》组诗甚至直接采用了拜占庭举行圣餐的形式,散文与韵文交替使用,参与了从荷马到当代整个希腊诗歌传统的创造。
  另一个可以参照的例子来自艺术界。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中写了一个画家,属现代派,但他真诚地推崇提香等古典派画家,很少提及现代派的同志。他后来逃离了繁华都市,到土著野民所在的丛林里,长年隐没,含辛茹苦,最终在原始文化中找到了现代艺术的支点,创造了杰作。这就是后来横空出世的高更。
  “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且看现在从外汇券到外国的香水,都在某些人那里成了时髦。但在这种彻底的清算和批判之中,萎缩和毁灭之中,中国文化也就能涅(般木)再生了。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对东方文明寄予厚望。他认为西方基督教文明已经衰落,而古老沉睡着的东方文明,可能在外来文明的“挑战”之下,隐退后而得“复出”,光照整个地球。我们暂时不必追究汤氏的话是真知还是臆测,有意味的是,西方很多学者都抱有类似的观念。科学界的笛卡尔、莱布尼兹、爱因斯坦、海森堡等,文学界的托尔斯泰、萨特、博尔赫斯等,都极有兴趣于东方文化。传说张大千去找毕加索学画,毕加索也说:你到巴黎来做什么?巴黎有什么艺术?在你们东方,在非洲,才会有艺术。……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巧合吗?在这些人注视着的长江、黄河两岸,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里正在出现轰轰烈烈的改革和建设,在向西方“拿来”一切我们可用的科学和技术等等,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但阴阳相生,得失相成,新旧相因。万端变化中,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
  这是我们的安慰和希望。
  在前不久一次座谈会上,我遇到了《棋王》的作者阿城,发现他对中国的民俗、字画、医道诸方面都颇有知识。他在会上谈了对苗族服装的精辟见解,最后说:“一个民族自己的过去,是很容易被忘记的,也是不那么容易被忘记的。”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大家都沉默了,我也沉默了。
  1985.1

(选自1996年10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之韩少功随笔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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