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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亮剑的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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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亮剑》,关于都梁


责任编辑 董保存

  长篇小说《亮剑》出版后,不少朋友来打听,作者是怎样一个人?你们怎么就选中了这部书稿?

  去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一个朋友来电话,说是有一个退伍军人,写了部小说,能不能抽时间给他看一看。两天以后,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来到编辑部。他没有太多的话,只是说把小说送来了。我问他:“你过去发表过什么作品吗?他说没有。再问他写过什么作品,他也说没有。问他现在从事什么职业,他说“下海”了,搞石油设计。我不由得看了看那一大摞厚厚的书稿,心想真看不出这是个商人,怎么看怎么像个穿便服的军人。

  我接过稿子,用了3天的时间读了第一遍。说实在的,当编辑快20年了,看的小说不能说少了,能让我兴奋的不是很多。有的小说,包括一些有名望的作家的小说,写得很纯熟,写得很匠气,人物故事都还可以,甚至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可就是叫人兴奋不起来。《亮剑》中有些段落却叫我这样的职业读者拍案叫绝。它有一股气,有一种冲击力,虽然它并不是很纯熟,并不是很完美。

  带着一种编辑的欣喜,我把作者都梁请来,在出版社旁边的一个饭馆和他交换意见。这个作者实在有点特殊,他不喝酒,只抽一种一元多钱一包的烟。给他谈意见,他不像有的作者那样认真地记录。对我的意见,有些他接受,有些却不肯接受。我希望他改一稿后再送审,他同意了。

  都梁很快改出了一稿,佘开国副社长和程步待社长在很短的时间里看完了书稿。大家的一致意见是,这部小说写活了一个英雄,写活了一个将军,为中国军事文学的画廊里增添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典型。同时也觉得这部书稿还有值得商榷和修改的地方,还有必要让这个作者“爬爬坡”。他们又把都梁请来交换意见,给他出谋划策。

  经过多次的交流,我对他的身世也有了一点了解。他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很小的时候就当了兵。在坦克部队服役几年后回到北京,先是在一个国营单位上班,后来就下了“海”,生意做得还可以。

  创作这本书的经历很奇特。说创作的周期长,他酝酿了很多年,许多人物早已烂熟于胸;说创作周期短,他只写了8个月,而且都是用业余时间——白天做生意晚上写,甚至在老人的病床前写。能写出这部书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说偶然,创作的直接动因是因为打赌:他和朋友聊天,把当今的小说骂了个遍。朋友就说,你别光说人家的不行,你写一部出来看看。他说,写就写!于是,他写起了小说,并且是一气呵成。——说必然,他对我党我军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和人物有过很认真的研究,对苏联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历史也有十多年的研究和思考,对文学作品的痴迷则是从十几岁就开始了的。

  小说写成以后,他先送一家出版社。人家听说他“下海”了,要他出几万块钱。他说,扯谈吧,不够出版水平我就不出了。又找了一家出版社一放了几个月如泥牛入海。最后才找到了我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书稿经过3次修改,在新千年的钟声敲响之前付印了。设计封面时,按照惯例,书勒口上要印一个作者近照和小传,我请都梁准备一下。他说:“不要了吧,我不想露面。”因此,现在书上既无作者照片,也无作者介绍,甚至连序、跋、后记之类的点缀也没有。

出版后,反响十分强烈。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联合在京举行研讨会,二十多位作家、评论家都认为这是一部期望已久的具有突破意义的力作,一部不落俗套的小说,一部阳刚气十足的英雄小说,是男人写的,写男人的,写给男人看的。小说既有古代小说的传奇色彩,又吸收了现代外国小说的一些手法,是传统与现代的统一。在这部小说中,英雄与历史的关系是全新的,英雄不是在顺应历史中消失自我,而是在审视历史中时刻把握着自我。小说没有回避矛盾,不粉饰,不盲从,内涵十分丰厚。可以说,《亮剑》在英雄性格与凝重历史的统一方面达到了一种匠心独运的新高度。

  研讨会结束的当晚,都梁给我打电话,只说了一句话:“看来我们这一年都没有白忙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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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雄悲歌--《亮剑》读后感


  文/小庆

  作为都梁的朋友,我有幸较早地拜读到小说《亮剑》的手稿。随着人物、情节的展开,一股股巨大的冲击波撼人心魄,使人不由得随着书中人物命运的变迁而扼腕痛惜、悲愤不已。

  作为远离军事远离文学的圈外人,《亮剑》首先吸引我的是好看、精彩,而且“彩点”可说是俯拾即是、信手拈来。第一章即给读者展示出一幅精彩的战斗画面,使毫无军事常识的人也能清楚地了解战场地势、敌我双方的部署及指挥员们的战术意图等等,而不仅仅是“外行看热闹”。在与日军的白刃战中,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却又合情合理的拼杀画面,紧张、刺激而又引人入胜,使人甚至从惨烈中也能体味到军事艺术的魅力。和平年代生活平静,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往往容易落俗套。难得的是《亮剑》为我们安排出一个又一个好看的场景、一段又一段好听的故事。无论是特种兵训练、大炮战、叛逃事件,还是“文革”中的武斗,一个个意想不到的结局,读来总是兴致盎然。《亮剑》人物性格极为鲜明。主人公李云龙身经百战,性情暴烈,在渴望嗜血的拼杀中,在为战友之死的复仇中,表现出一种铁血军人不计生死、要压倒一切的霸气;在“文革”中面对“造反派”的挑衅,亦表现出一位将军不怒而威、咄咄逼人的气势;面对“专政”铁拳的淫威,为捍卫军人的尊严,铮铮铁骨宁折不弯。“伟哉,上将军!”但李云龙又绝非一介武夫,他大智大勇,时而还流露出中国农民式的狡猾与狭隘。大闹“聚仙楼”、腰缠炸药赴“鸿门”以及“文革”中吃忆苦饭等都有其上乘的表演。他为人正直刚烈,从不媚上,对百姓的疾苦却有一颗滚烫的心。由1960年“大饥荒”引发的他对老区人民的真挚感情以及对这场灾难的思考,读来令人唏嘘不已。作者在着力刻画李云龙的同时,还塑造了一个英雄的群体。他们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是个死,也要宝剑出鞘。”无论是战争年代为救受伤的师长拔枪逼迫医生的下级军官,还是“两头冒尖”、嗷嗷叫的战士;无论是和平时期拍案而起、奋不顾身的将军赵刚、丁伟,还是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妻子们,这些“硬汉”的形象犹如一组高耸的群雕,威风凛凛,气势逼人。在这个群体中还有一位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田墨轩。作为能预知未来的智者,他完全可以躲避灾难,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促使他纵然粉身碎骨,也要警醒国人。在“小人”猖獗的劳改农场里,他也依然我行我素、高风亮节。这是一曲英雄悲歌。我为这些曾经创造辉煌而今却已悄然逝去的英雄们痛惜不已。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宋朝初年花蕊夫人的名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在当今这个年代,我们更渴望英雄,渴望他们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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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英雄传奇——军旅长篇小说创作的新动态  
 

    中国当代军旅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在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上世纪中叶,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鼎盛时期,出现过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以后的半个世纪虽不绝如缕,陆续有新作问世,然而直到最近七八年间,才呈现出一派井喷态势;其作品数量竟大大超越了此前40多年的总和,而且艺术质量普遍达到了较高水平。人们可以欣喜地发现,自1994年部队作家对长篇小说创作产生自觉意识以来,军旅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目前已进入一个丰收期。

    军旅长篇小说形成的新气候是全景式、全方位的,整个景观枝繁叶茂、绿荫广被,而崛起于阡陌之中的一个新动向,就是有一批成功作品已走上回归英雄传奇之路,例如《亮剑》、《英雄无语》、《历史的天空》、《音乐会》等等。中国古代四大文学经典,除《红楼梦》以外,《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传奇小说。早期的当代军旅长篇小说,诸如《铁道游击队》、《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等,均以描摹英雄的传奇故事而取胜。

    披读这批新作可知,此传奇已非彼传奇。上世纪40年代末,一些亲历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作家,在迎接了全国胜利后,放下枪,拿起笔,秉承中国文学的不朽传统,采用中国民间的叙事风格,以个人在战争中的难忘经历为蓝本,饱蘸激情地创作了一批反映军事斗争的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这些作品讲述了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和游击队的战斗故事,既艰苦卓绝又神出鬼没,英雄人物既勇冠三军又足智多谋,绝对是长我威风灭敌志气,一时好评如潮。后来仿作纷如,而又流于仅以宣传教化为职志,事件、情节、人物、语言、手法都逐渐被僵化起来,成为八股套路,作品便没有了生气,全然失去往日鲜活生动的面貌,至80年代,为文学界深所诟病,讥评为“五老峰”。军内外作家曾多次座谈研讨,希冀找到一条超越之路而未得。新近这批作品回归英雄传奇,并非简单重复,而是经过螺旋式上升臻于更高境界。与传统传奇的精陈梗概、夸示离奇相比,其事件确立更显时代高度,其情节构建更趋复杂丰富,其人物性格更呈鲜明深邃,其语言内涵更具哲理深度,其手法技巧更见娴熟奇特。总之,心理事理,错综交纠,作品的面貌更符合现代人的理想审美需求。《亮剑》出于转业军人都梁之手,此前他没有发表过任何文学作品,可谓出手不凡。传奇人物李云龙的故事正反相成、起伏跌宕,确实引人入胜。这部作品是近期军旅长篇小说回归英雄传奇的一个标志。项小米在《英雄无语》中讲述了“爷爷”的英雄故事,充满传奇性和神秘性,但“爷爷”不是一个思想简单的勇敢加鲁莽式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着复杂生活经历、对革命立了大功的人,一个曾经轰轰烈烈的孤独者,一个无语的英雄。作者不是直接描写他,而是用自己的目光从侧面去观察、发现、开掘他,进而去努力理解他。同时,作者还塑造了一个“奶奶”来对照、反衬甚至批判他。通过对“爷爷”进行更严酷的精神审视和灵魂拷问,大大提高了作品的思想深度。朱秀海的《音乐会》为抗战题材文艺作品开出了新生面。作者对战争题材有过长期而深入的思考和持续不断的创作实践,积累了相当多的思想材料。战场的惨烈无状,战地的心理意态,战争对人性的摧残,战斗对人物的锻造,诸如此类战时才有的情景被作者精细地展示出来。他把日寇和狼群捉置一处,堪称神来之笔;他使战争和音乐叠加推挽,可谓巧思妙运。如此种种,展示出新一代军旅作家的艺术素养已大大超越前辈同行。徐贵祥《历史的天空》的主人公梁必达原名梁大牙,在镇上当雇工,日军打来后,逃进凹凸山,为了喜欢看一个漂亮女兵,阴差阳错地当了八路军。这时的梁大牙只是个略带狡狯、痞气十足的农民,没有丝毫觉悟。此后,作者让梁大牙吃尽苦头,战争和苦难磨练了他,战友和敌人教育了他。流氓无产者梁大牙成长为坚定而智慧的革命者梁必达同志。种种细节情彩而新鲜,既出人意料又令人击节称赞。张普景的形象塑造也非常成功。这位老革命同梁大牙从势不两立到肝胆相照,承转控送而入情切理,真是妙笔连连。我们看到,上述作品都是依靠艺术的力量征服读者的。深刻的思想性、完美的艺术性和最大限度的可读性,是这批作家们的共同追求。

    军旅长篇小说向英雄传奇回归,在某种意义上,还因应了当前的社会需求。人的精神追求是永恒的。当物质极度匮乏的时候,人民靠精神力量凝聚起来艰苦奋斗;当物质条件有了相当改善,青少年一代早已衣食无虞的时候,精神和文化生活的需求会大大增长。军旅长篇小说适应现代人变化了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心理,显示了军事文学揭示特殊历史环境中人物精神世界和性格命运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和价值。其实,读者的阅读期待中并不排斥军事题材,最近这批新作在各种层次的读者中均受好评,就是明证。军队作家是讲历史责任、公共道德和社会效益的,我们应当在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建构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军旅长篇小说的回归英雄传奇,还有更重要、更直接的动因。那就是作家们表现出来的创作欲望和创新要求。到上世纪末,那些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踏上文学之旅的新一代作家经过十几年创作实践的磨砺锻炼,已经成熟起来。为了展示实力,创造新的光荣,也为了与自己军队作家的身份相符,他们选定方向,对长篇小说发动了攻坚战。战果累累的事实证明,同那些拿枪的战友们一样,他们在自己的战斗锋面中也能攻城略地、策绩树勋。当然,毋庸讳言,军旅长篇小说也还存在种种不足,尚有待于作家们的继续努力,累土为山,积渐而高。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努力是十分自觉的。(陆文虎)

    

    《人民日报》2002年08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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