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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墙文学”的得失与《风泪眼》的新探索
——致从维熙
维熙同志：
你交友人带来的中篇新作《风泪眼》，当晚我就开读了。novelxiaoshuo的开头，那“滴
帽右派”索泓一走在劳改农场的苇塘小路上，以及他在路上对于饥饿灾难和爱情片
断的回忆，使我不禁联想起《绿化树》的开场，索泓一的形象似乎也幻化出章永璘
的影子。读到这里我真替你捏把汗，因为重现或重复已有的东西，乃是文学的一大
忌讳。可是，读着读着，你对索泓一卑怯灵魂的解剖，对他的尊严和人性复归的有
层次的揭示，以及对他周围的人物如郑昆山和李翠翠的生动描绘，这一切，将盘旋
在我心头上的疑翳完全驱散了，而且被novelxiaoshuo艺术形象流贯的历史感与当代意识所吸
引了。
作为写novelxiaoshuo的高手，往往有两种审美的追求，一是避忌，决不重复别人和自己
的，以示独树一帜。但也有另一类novelxiaoshuo家，他不避忌，而且有意犯忌，敢于写人家
写过的东西，但他能在已有的题材和形象中发掘出别人没有的新意。犯忌固然是一
招险棋，但《风泪眼》在险境中出奇制胜，这很可能是你的一个绝招。尤其是novelxiaoshuo
的结尾，索泓一终于战胜了他那逆来顺受的怯懦和盲目等待的幻想，从荷qiang实弹的
士兵身边，挣脱樊篱，勇敢“出逃”了。我以为，索泓一的出走，不但意味着他为
了追求生存和人的价值向“大墙”以外跨出了深有意义的第一步，而且预示了一度
滞塞的大墙文学也迈出了有价值的一步。
大墙文学这虽非科学概念但深蕴历史内涵的特殊艺术品种，你的《大墙下的红
玉兰》自然是它的滥觞。你和张贤亮等同志以开拓性的胆识和艺识，将历史苦浆酿
造的罹难者——大墙内外“右派分子”的严酷命运推上了艺术画廊，这在新时期文
学历史上无疑是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大墙文学是在历史反思的潮流中涌现的，对
于它创造的人物形象的评价，对它思想艺术得失的判断，自然要看它反思历史的广
度和深度，看它在哲学和艺术思辨中究竟提供了哪些有价值的新东西。从这一角度
说，大墙文学历经了不同层次的步步深化的过程。首先在社会的zhengzhi的层次上，如
你的《泥泞》等犀利地揭露了历史上极左思潮对他们的戕害。其后，你的《远去的
白帆》揭示了非人性的环境与遭难者人性的撞击，在极大的反差光照下，人性和人
道闪射出耀目的光芒。然而，从创作的总体态势看，大墙文学在一段时间里似出现
了滞阻，徘徊在已有的框架里，颇有一点像读者传说的那样，大墙的磨难加遭难者
的圣洁品格和崇高理想，或落难的才子与美善女性的爱情曲。我以为，这滞塞的原
因主要不在于艺术技巧，而是作家要找到新的视角，反思历史要有一个新的深度。
我已感到你不满足或不满意于大墙文学的现状，《风泪眼》新探索的突出特点是，
力求摆脱现有的模式，对索泓一这个知识分子性格和灵魂的弱点加大了解剖和批判
的力度，反思历史与反思自我的深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我的理解，大墙文学得与失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在于遭难者形象所蕴含的历史
意识与当代意识的容量。将“右派”不幸的命运归结为极左的思潮，自然是揭露了
历史的某些本质。但我感觉，除了继续深入探求历史的因素之外，它不应该忽略另
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批知识分子为什么那样顺从而真诚地接受了历史极不公正的强
加给他们的罪名？在长达二十几年的非人的炼狱里，他们为什么对历史没有提出多
少质疑反倒虔诚地谴责和忏悔自我呢？这，虽然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但也不能不
反思知识分子自身应负的责任，反省自我心灵深处游大的封建传统的幽灵。大墙文
学似缺少普罗米修斯式的强者形象，而遭难者多是出于屈原式的“原型”，作品也
多是烙有“遭忧作辞”（班固语）的《离骚》式的印记。它既谴责了“惟夫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人之
偷乐兮，路幽味以险隘”和“基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斋怒”；又表示了“岂
余海”的心志。屈原与《离骚》的模式对大墙文学的影响是，使它注重于表现在碱
水与血污中煎熬的知识分子的九死不悔的高风亮节，novelxiaoshuo的整体在暴露阴暗面时又
闪烁着理想和信念的辉光。可是，中华知识分子的血液既流淌着屈原式的坚贞与爱
国的理想，但又沉淀了不少的封建性的因子，那种愚忠尽节、死而后已和“不堪其
忧，不改其乐”的儒家思想，磨蚀着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个性意识、危机意识和抗
争意识。其实，赞美遭难者的情操与揭露他们的国民性、民族性的弱点和传统文化
在知识分子心灵上的积淀物，两者之间不但不无矛盾，而且应该将文化心理结构的
探索视为打开大墙文学滞塞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我感到《风泪眼》和你过去的novelxiaoshuo有一种不同的(se-dangjin)调，你对索泓一的同情和热
情中渗透了冷峻，冷峻地剖析了他那卑微顺从的甚至带有奴性的灵魂。他分明身陷
囹圄，屡遭挫伤，却无危机意识和幻灭意识，反倒幻想得到“幸运儿”的命运。他
从“卑躬与懦弱”走上自我解放的道路，你对人物的这一曲折、复杂的心灵历程，
作出了相当有力地揭示。从外部因素说，在极左的历史背景和监管干部杨绪的步步
紧逼下，终于把他逼走了；从内在因素说，索泓一由等待恩赐而勇敢出走，novelxiaoshuo将
这一过程作为对人的尊严和价值复苏的过程，作为他“向人的坐标迈了第一步”来
探索，这正是大墙文学的不容忽视的深化，也是你的高明处，但我感到，在人学的
总命题之下，人性与时代性、国民性和民族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外文学历史
上那些彪炳显赫的不朽之作，总是将它们有机地沟通和融合在一起的。（风泪眼）
如果打破“大墙”的时空限制，将反思力延伸到更远更深的历史内核，从索泓一如
何对待“右派”这一法西斯式的zhengzhi裁决，从他沉溺的“幸运儿”的幻想中，novelxiaoshuo
是不是也可反思和解剖一下隐匿在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的意识，
这很有可能加大《风泪眼》的深度和力度吧。因为，封建性与人性是敌对的，愈清
醒地认识封建意识的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液，认清忠君、中庸、克己、礼让对知识分子的消极影响，
复苏的人性将愈加闪光，从而对索泓一这个大墙里第一个出走的形象，也许会揭示
出更多新鲜的、深厚的底蕴。
如何透视遭难者与劳动者的关系，这是关系大墙文学得失的另一重要课题。对
于极左思潮、监管干部中的暴君以至“犯人”中的恶者，大墙文学从来是猛烈的鞭
挞，惟有对遭难者周围的劳动者寄予了炽热的赞颂，从而使那极不和谐的环境居然
出现了爱情和人际关系极为和谐的境界。是的，知识分子与劳动者之间应该建立相
互尊重、彼此补益的关系，知识者也要从劳动者那里汲取多方面的营养。但将劳动
者加以理想化和神化，让知识分子充当一个被感化被教育的角(se-dangjin)，这是荒谬年代的
荒谬思潮。我不否认，一些知识分子在落难年代曾从劳动者那里得到人的温暖和女
性的温馨，作者在回忆的屏幕上出现这些感人肺腑的场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问题
是，我们的文学如果只注重劳动者纯朴、善良的天性，回避了封建思想传统在他们
心灵留下的麻木性和愚昧性；只写知识分子从劳动者得到了光和热，忽略了承担思
想启蒙使命的知识分子对他们的启迪，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未能充分继承“五四”
新文学尤其是鲁迅的揭示劳动者愚昧灵魂的传统，反倒有点落入了那种公子落难、
小姐搭救，文人儒士报答劳动者箪食壶浆之恩的传统文学的模式。
《风泪眼》对索泓一周围人物的刻画，应该说郑昆山的形象是最成功的，但他
与他属于监管者与被监管的关系。要论劳动者的形象，李翠翠自有独到之处。她与
索泓一的关系有其特殊的机遇和微妙的爱情因素，但给我的感受很深的是，你的艺
术焦点不在于从荒冷的沙漠里幻造一小块爱情的绿洲，而是透视翠翠的zhongguo式的
“吉普赛”女性的性格和这种性格辐射力对索泓一心灵的冲击。翠翠对索泓一的情
债，不是一条情索，羁縻她和他的身心，苟且求欢于令人屈辱的环境。确切地说，
翠翠的大胆、泼辣、勇敢的性格和粗犷而深细的情债，是一种强力的催化剂，催化
他的尊严和价值的觉醒，催促他到大墙以外的世界追求人性的生活。可以说，你对
翠翠的形象和她与遭难者的关系的新探索，为大墙文学吹入一股新鲜的空气。但从
更高意义的要求，我更希望在你以后的novelxiaoshuo中看到，对劳动者的封建性和农民性意
识的心理积淀，对她或他与遭难的知识分子的关系，对历史的反思作出新的探求。
现在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大墙文学没有多少写头了。言外之意你会理解的。我
倒认为，作为历史回音壁的文学，对这段特殊历史更为深层的反思和史诗性的作品，
还没有出现。特别是读了你的《风泪眼》之后，我甚至认为作家在大墙文学这个
“大舞台”上将导演出更多更好的有声有(se-dangjin)的史诗性的话剧来。
难道不是这样吗？作为《鹿回头》系列中篇主人公的索泓一，人性尊严方刚觉
醒而又身怀多种技艺，出走后必将“流浪”于社会各种各样的层次与角落，接触形
形(se-dangjin)(se-dangjin)的阶层人物，其性格的发展和历史画面的展现，你不是都留下了自由驰骋的
广阔天地吗？
上面，是我读你的《风泪眼》一些不成熟的感受，也是我对大墙文学整体的点
滴思考，多有谬误，以求教于你。
顺颂
撰安
张韧
6月17日
现实zhuyi的深化与自我完善
——就《风泪眼》答张韧
从维熙
张韧同志：
还记得吗，十年前欢庆历史暗夜结束时，长安大街上游行的热流？酒和鞭炮在
人们心里掀起的狂涛？当时，作为时代神经的文学，也像地火岩浆般地迸发而出。
七十年代末尾，八十年代之初，作家们激于义愤，急于宣泄内心的爱与憎，来不及
对历史的断垣作微观冷静的思考，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应运而生。《大墙下的红玉兰》，
就是属于这个历史时期的产儿。
十年间弹指而过，沸腾的感情开始冷却。审慎而严肃的作家，寻觅被坍塌了的
断垣所毁灭了的东西。人们终于发现：历史的瞬间扭曲，人性、人道、人的价值和
尊严，都随之化为乌有。于是，今日的当代文学的眼睛，已超越了单纯的社会zhengzhi
的是非观念，以血淋淋的真实再现历史的同时，呼唤着人的各种知能的全面复归。
我起足于“大墙”，到今天的《风泪眼》，体现着当代文学占据主流地位的现实主
义文学，不断自我完善，不断自我充实，不断自我深化的发展流程。如果说《风泪
眼》还有一点新的探索，可能是作家进行缜密思考的结果，这种思考不隶属于个人，
而属于不满足于过去创作、寻觅创新的作家群体。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着重于主观感性世界的倾吐。我在昔日的苦难生活足迹
里寻找诗，寻找花束，寻找绿茵，寻找泉水。不能说苦难生活中没有诗情。在（风
泪眼）落墨之前，我明确了下列几点：不为了追求“美”而损伤“真”，被美化了
的真实不是真正的真实；不为了追求作品的艺术空灵，而损伤作品的实体感和内在
容量；自我遏制主观爱憎的流露，让生活呈现自然底(se-dangjin)。当然，更为重要的一点，
是充分揭示人的心灵旅程，不管是美的、丑的、卑琐的、高尚的，都纳入艺术的视
野之中。仔细想来，这也许就是现实zhuyi的真谛吧？！在当前的zhongguo文苑，各种艺
术探索、创新使人眼花缘乱之际，现实zhuyi也在排除各种禁忌，解脱各种干扰，走
着属于它自己的路。
张初同志，在这里我倒想对现实zhuyi说几句话。最近一个阶段，文苑百花纷呈，
艺坛千姿百态，实为建国以来的文艺奇观。现实zhuyi面临着严峻挑战，而这种挑战
从客观上迫使现实zhuyi不断深化与自我完善。但是，有个别的评论家，不知是醉入
花丛还是艺术视觉偏斜，只见虚幻、源腑之景，却不见身旁现实zhuyi大潮在一泻千
里地奔腾。殊不知，在生活中不断自我丰富的现实zhuyi，乃是一切艺术手段的源头。
过去是母河，今天是母河，将来也是滋补将养其它艺术溪流的乳浆。因为虚幻（包
括“空灵”）是由生活母体而萌发，抽象是由具体生活而溪化。那么，探讨一下当
代文学现实zhuyi的深化发展过程，虽然显得有失时髦，不是更具有急迫的现实意义
吗？
我是个艺术多元论者，对眼花镜乱的文学现实，心中充满喜悦之情。但我同时
信奉随时代一齐飞跃、日趋完善的现实zhuyi，仍是zhongguo文学繁茂的大树之根。因为
它可以最完备地表现人学，
就像在电视屏幕上经常可以看到的光环斑点，虽然极其绚丽夺
目，但无法深刻表现人的心灵复杂曲线，因而它只能成为银幕上人的陪衬，而不
能成为人——这世界上万物的主宰。不是吗？！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征服了世
界读者，被冠之以魔幻现实zhuyi，但是清醒的读者仍然可以看到，他的魔幻(se-dangjin)彩是
依附于现实zhuyi的。如果作品中没有现实zhuyi成为其中枢神经，（百年孤独）中的
魔幻章节，将永远在世界中孤独而鲜为人知。
写出上述论点，表面上看似乎游离了你信中谈及的问题；不，我意在阐述“大
墙文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沙土地适合于种花生，西北大沙漠只生长骆驼刺。
昔日在苦难中跋涉的知识分子，就可以比作为荒脊土地上的骆驼刺，只有朴素的现
实zhuyi是它穿起来最合适的衣裳。记得，韦勒克和沃伦曾说过这样一句有意思的话：
“内容暗示着形式的某种因素。”因此，“大墙文学”的发展，只能放在深化现实
zhuyi的支撑点上。当然，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宇宙间已出现了第一批宇宙行人，
“大墙文学”必须要注入鲜明的时代意识。你在信中提到的许多有意义的开拓领域，
正是“大墙文学”在新的里程中，需要作家严肃考虑并作出回答的问题。
时至今日，当我回首那座历史的断墙时，已然不是仅仅着眼于历史的千秋功罪，
而是从倒坍的杂石泥土中，寻找受难知识分子自身的亮点和霉斑。（风泪眼）中的
索泓一，已跨越了我写的最多的“范汉儒家族”的类型，并以钻探的目光审视受难
的“右派群体”。因而稿纸上出现的索泓一卑琐而懦弱的形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
有意去挖掘中华民族古老文化在知识分子身上遗留下的沉重积淀和套在颈上的无形
枷锁了。从某种意义上去解释，这是对创作上自我樊篱的一次跨越，应当被看作
“大墙文学”在当代意识之光照耀下，反馈过来的一束荧光。仅此而已。不过，这
倒使我畅感“大墙文学”天地之开阔，它的领地里还有许多布满荆棘的茅草地，等
待着作家以锐勇之气去烧荒开犁。
我很同意你这样的观点：“中华知识分子的血液既流淌着屈原式的坚贞与爱国
理想，但又沉淀了不少封建性的因子”。我们的文学作品（包括“大墙文学”），
对前者沤歌较多，对后者挖掘得较少。文革中的劳动者被视为九天圣贤，三中全会
后知识分子又取代了圣贤的牌位。其实，体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都金无足赤，我们
的文学常受狭隘的功利zhuyi所使然，作出脱离“人学”的描写。仔细推敲起来，以
此来描写人的世界，仍无异于“样板戏”中那些呼风唤雨人物头上闪烁着的灵光。
但是在这里有一点要和你探讨，当前有的评论文章，流露出因屈原有忠君思想，而
连他的爱国zhuyi情操以及他作品中闪烁出来浓烈的人民性，也一齐扬弃的倾向。对
这种所谓当代意识，我还不敢苟同。而今，文学在寻根的热潮之中，封建、蛮荒、
古老、落后，这固然是我们埋得很深的根，但是中华民族自古伴随着劣根同时生长
的，也还有一条强烈民族意识、强烈自尊、自强不息的根，不知你是否同意这个观
点？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就难于支撑到现在。对于民族意识和国
家意识，不能笼而统之地纳入封建意识的范畴。世界杯足球大赛时，看台上那些不
同国籍的观众，反映出来的强烈民族意识，就是一面多角镜。可以这么说，民族和
gguuoojiia意识在当今的地球上，不可能消亡。如果我们在泼脏水时，将屈原流传下来的
爱国情怀，也当成尿布泼出，那将是民族的莫大悲哀。因此，当作家写大墙内外的
右派——曾经受难的知识分子的时刻，必须深刻剖析潜入到他们血液中两种思想的
基因，才能描绘出知识分子的贴切肖像。不知你以为然否？
更确切一点说，在zhongguo的土地上有芸芸众生的阿Q子孙，可是江河里也流荡曾描
写阿Q灵魂的鲁迅先生的血液，阴阳相补，组成了zhongguo特有的大千世界。“大墙文学”
要有这种全景观念，以防以偏概全。《风泪眼》就是在这个基点上，描写历史和在
历史中受难的知识分子的。主人公索泓一，从百般忍辱走向了叛道道路，是个人生
存价值的觉醒，是对不公正历史的抗争，也是对残存在他身上的封建意识的第一次
自我洗礼，更是作为一个人的自我完善。列宁曾经说：“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
现实zhuyi文学生命永恒，道理也在于此。这里所说的真实，既包含社会历史的其实，
又囊括了人的内在真实。“文以载道”和“文以载心”的高度融合，并广泛吸收其
它艺术手段之长，现实zhuyi文学就会迸发出雷鸣的轰响和电闪的光焰。
张初同志，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路程。特别是从事“大墙文学”
的创作，路程就倍加艰辛。你信中所提及的许多深刻的思想见解，不仅对“大墙文
学”的深化有着绝对的启示意义，还对文学总体的当代意识，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
求。我当在《鹿回头》下几部的创作中，奋力而实践之。顺致真挚谢意！
恭祝
夏安！
从维熙
6月22日夜
来自混沌世界的报告
——《阴阳界》的主题分析
谢选骏
这是幅现代zhongguo知识分子形象的人格折射。它回荡着来自炼狱深处的沉浊声音。
从维熙在《阴阳界》开篇点题的一段话，不妨看作是对现代知识分子人格在其
中生成的那种文化处境和心理处境的勾勒。极富zhongguo特(se-dangjin)的“混淆着人间和堂<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天<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堂的
差别”，是自从鲁迅那一辈人就开始摸索到的那种被叫做“国民性”的无处不在、
四处弥漫的精神粉尘。它能使你“凉遍全身”，如果不避神秘zhuyi的嫌疑，它还能
使文化的以至自然的草芽“迟迟不肯返青”呢！有此等文化与心理的环境，必有此
等知识分子的人格要素。对这些要素可以作出以下分析：
一、勇于意念而怯于行动
贯穿整个《鹿回头》系列中篇（《阴阳界》是其第二部）的主人公索泓一是这
人格的典型。他具有正常人的一切本能，并有实现本能欲望的各种能力。这与张贤
亮笔下的那个因长期的禁闭而失去了性功能的章永璘是根本不同的。索泓一像通常
知识分子那样，偷偷地爱羡着生活，紧紧舔舐着生活所能提供的微不足道的温热。
他甚至冒着自己的逃犯案底被揭露的危险，和饱受摧残的地主的孙女蔡桂凤结成了
一夜的露水夫妻。这种能力和质朴显然都是章永璘所不具备的。但是，当蔡桂凤出
于和他进一步结合的愿望而让他陪同自己“深入虎穴”时，索泓一却退缩了，因为
他害怕那只掌握自己命运的大手因怀疑他的动机而毁掉他的一线生机。
索泓一受到时代的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u化，“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成了他的生活信条，成
了他的第二本能。其结果是他对生活孜孜以求的同时，却又怀有一种泯灭不掉的恐
惧感。那女货郎无微不至地关怀他，并以自己美丽的躯体招引他，以动人心弦的同
病相怜敲击他，但他却总是畏畏缩缩，仿佛zhongguo大地上布满了雷管，稍一不慎，踩
上就会身败名裂。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缺乏最起码信任的年代，每个人都自觉不自
觉地在替别人挖陷阱，这反过来也就恰好构成了自身的坟墓。这一严酷的现实，泯
灭了高贵的意志和创造的冲动；这一社会自shaa机制专门拣选残渣以为宝物，专门制
作shaa<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haa人狂以为生命的精华。其结果是造就了一大堆没有灵魂的行动者和一小撮有灵
魂的“瘫痪人”。而后者，恰恰是流落在文化荒漠中的知识分子人格。
二、用道德哲学来粉饰自己的奴性
现代人当然是有理性的，特别当他暂时脱离了群体狂热而面对自己或上帝的时
候。但这理性也是不稳定的、随时可能丧失的，特别当他受到非理性的生活压力的
时候。道德哲学的功能，正是在个人的理性状态和群体的非理性状态之间，架起一
座桥，让前者注入后者，也让后者兼容前者。
生活随时随地可以告诉人们，凡事是不能无限制地（以道德哲学去）追问“为
什么”的。一味拿哲学来指挥生活，生活就不可避免地变得僵硬和荒诞起来。这正
是我们这一代人走过的路。生活和哲学在本质上原属两个互补的范畴。既不能互相
替代，也不能互相取消。让生活服从哲学正如哲学服从生活一样，是灾难性的，是
通向社会贫困和精神贫困的滑坡之路。
来自另一时代或另一社会的某位观察家，或许会把《阴阳界》中的索泓一看成
一个道德上的完人，至少是楷模，他竟有了柳下惠式的高风亮节，仿佛他和那女子
的结合，完全不是出于本能的肉体冲动，而是出自一种高贵的怜悯，出于一种对
“亲人”的无限追思，出于对“两个时代的不幸儿，如胶似漆地搂抱在一起”的那
种可以谅解的情欲。但昂贵的道德神话毕竟不是廉价的社会现实。稍有经验的人们
都知道，在那个以头脑立地的时代，那道德检查官的声音并不是行为者内生的，而
是从外面强行灌输出来的。这正如一个魔鬼附体的人在受到巫师催眠时被要求做了
某事，这事十分荒唐，原本不该责怪这个受害者。但使人惊异的是，这位受害者从
催眠状态苏醒过来知道了自己的行为后，却非要找出种种道德理由不可，以为那件
不得已的事大力辩解。他千辛万苦地从哲学书籍上找了千百条理由，但唯独没有找
出那条最根本的理由：他在催眠状态中身不由己地接受了别人的指令。
不仅如此，他还把那指令给圣化了，以便粉饰自己的无能为力。这是为奴性辩
护，这是在美化被奴役者的同时美化了那种奴役人的势力。
三、勇于自责怯于自立
自责的人并不等于自重的人，因为他是根据外在指令责备自己的，而非听从内
在良知的召唤。也即，自责在此仅是迫于功利上的需求而非源于自身天性。因此那
自责的源泉必是外在的权威，是对这权威抱有阿谀奉承的积习。
这种人格，并非坚定的自持，而是“与世推移”的。因此当冥婚的消息被泄露，
“县里”派人来追究此事时，胡老爹的儿子以阴阳谷这特富现代(se-dangjin)彩的桃花源至高
无上的管理人身分指示他写作一份虚假的情况汇报时，这时索泓一却狐疑起来。结
果又把已经编得完美无缺的情况汇报给撕掉了。这可是个阶级立场的问题。其实则
不然，这不过是对权威的畏惧又深了一层，是对那比之令他编造假材料的胡栓更大
的权威——“县里”——的畏惧。这活画出了一个毫无自重的人格。这活画向人痛
苦地揭示出：对一种业已定型的阿谀奉承的人格来说，是随时随地可以为自己屈从
权威的无原则行为找到一种高级辩护的。重要的不是谴责，而是分析：人若陷在这
一片混饨的环境中，他又从何得以自重呢？
四、对生活永远怀有琐屑的希望
有人说，zhongguo人很久没有绝望感了，正如zhongguo人很久没有宗教感了。这不无道
理。这种现代国民性在索泓一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读了索泓一的故事，人们不
得不惊叹他韧性的生活本能。那种被虔诚的佛教徒所唾弃的东西，那种被叔本华式
的论理之鞭剥析得丑陋不堪的原欲，在索泓一身上是多么顽强啊！索泓一的欲望是
琐屑的，希望是琐屑的，如果说他也有梦想的话，那梦想又何尝不是琐屑的呢！他
的灵魂全部余息无非是在追寻一个平常人的普普通通的生活而已。这种世俗的温热，
构成了索泓一精神世界的焦点。他只不过力图逃避苦难而已。他是在消灾免祸，而
不是征服苦难。这种琐屑的生活态度，反过来就构成了他恰恰无法逃离苦境的一个
宿命羁绊。那苦难仿佛在他身上生了根，又仿佛影子般——你逃得越快，他就追得
越快，而当你疲惫无力时，他也仿佛在迟步跚跚。这影子与人的关系太富于戏剧性
了，你要离开它，只有两种方式：要么倒卧在地，要么飞升在天。而这两种不寻常
的感觉，即绝望感与宗教感，都不是索泓一拥有的。索泓一式的知识分子，就只能
徘徊在枯涸的现代冬野上，被命运拖着走。
五、兔型人格与兔神崇拜
这是一类兔型人格。读完《阴阳界》全篇，就发现该作品启始所写的那场黑雕
与狡兔间的惊险角逐，原来意韵颇深。兔子以其随机应变摆脱了凶禽的捕shaa，在惶
惶不可终日的亡命者看，这就是绝大的胜利了。兔子的形象陡然高大了起来：“我
还不如一只兔子！‘兔子——兔子’山峦响起悠远的回声。”随着这回声的催眠力，
兔子作为一个角(se-dangjin)模仿的对象被确立起来，兔型人格实现了，兔神崇拜发生了。
兔型人格是只知趋避而不知自重的，更不会反击的。他最多只是以逃避、怠工，
以“消极抵抗”去完成自诩的反抗而已。窟和逃生之路，成了他的骄傲与谦逊，成
了他崇拜兔神的献礼台。
以趋利避害为最高指示的生活原则，在形成“索泓一——现代知识分子人格”
的过程中是支配性的。在一个丧失了基本的游戏规则、纯以生物性（即列宁所说的
那种推动历史发展的“恶的情欲”）来决定社会形势的年代，这也许不失为一种
“适应”。《阴阳界》在确立了免神权威后，紧接着描写的那段黑雕与逃犯之间的
对峙，实际上正是通过生物性（吃掉黑雕的欲望）和人的残存的文化教养（束缚索
泓一发挥潜力去击shaa黑雕）之间的抗衡。最后还是另一种生物性（黑雕的求生欲）
对文化性（使索泓一软弱的后天教养）的胜利。无怪那犯了思想罪的逃犯最后竟那
样鄙弃自己，而在兔神崇拜的精神族流中沉没了下去。这种生物性的适应对社会文
化的健康发展是极不利的。这不是悲剧，至少不是鲁迅所说的那种“把有价值的东
西毁灭给人看”的古典悲剧；这是一幕怪剧，一出现代荒诞剧，一个以其无边的混
沌窒息着我们灵魂的“阴阳界”。
不走出这兔型人格的囚笼，不消弥兔神崇拜的余孽，新文化的诞生就只是一句
空话。
不信，就请看一看索泓一与蔡桂凤怀上的那个不幸的孩子吧——他（或她）永
远没有缘分睹一眼青天、吸一口新风。他夭亡在母亲的屈辱和父亲的退缩之中。这
个象征是惨痛的、怵目惊心的而且意味深长。索泓一走了。他能逃亡于天地之间吗？
他的可能的后代，有幸比他获得更多的安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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