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李安东）：陈老师，zhongguo大陆对台港文学的介绍和研究迄今已有20多年了，回顾过去作一番总结显然是有必要的。也许有了20年研究的这么一个积累，近几年来面世了好多部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史，还有象《20世纪zhongguo文学史》也列有台港澳文学的章节。把台港澳文学纳入zhongguo文学的研究范围，这已经成为现在许多zhongguo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学术方向。您是一位对台港文学比较了解和有研究的学者，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可是我注意到您的《zhongguo当代文学史教程》和《zhongguo新文学整体观》这两部书都没有台港文学的部分，不知您是从那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的？
    
    陈（陈思和）：我对台港文学的研究还不够全面。作为一个大陆学者，对大陆的文学发展脉络自己比较清楚，对于从“五四”到90年代的文学发展脉络，我耗费了近20年的时间在研究，应该说是比较熟悉。特别是近20年来，作为一个文学评论者，我和这20年的文学是一起在摸索、进步，是有非常感性的认识的，我能够用自己的生命来验证这个文学的进程。所以当我在做文学史研究的时候，很自然地把大陆文学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至于我主编《zhongguo当代文学史教程》为什么没有把台港文学放进去，这个我在书的前言里已经说了，我说这是一部不完整的文学史，之所以不完整，就是因为我没有把台港文学列入这样一个体系，不是不想列入，主要是没有把握。其实我对台港文学是花过一些时间去阅读，1988年我到香港，就是想专门研究香港文学，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卢玮銮教授的帮助下查阅了香港50—70年代的文学杂志报刊。我花了4个月的时间，收集了好几箱的影印件。这些影印件绝大多数是香港50年代以来的文学杂志，在香港也非常难找。在那儿，50年代的东西都已经成为古籍了，所以要找全一份杂志是要花很多时间的。像《文艺新潮》、《好望角》、《浅水湾》、《zhongguo学生周报》这样一系列的杂志或副刊，我都已经收集齐了。还有许多杂志虽然没有找齐但也能有所了解。可是我读了以后，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对香港文学的发生环境我还是不能很好地了解，毕竟是在另外一个地区，另外一种生活环境。在这样的条件下，我觉得对一个具体作家进行分析研究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整体地把握香港文学，就觉得非常困难。我举一个例子，当年所谓的“美元文化”问题，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学现象。象这样一系列的问题，我觉得到今天为止我们学术界没有进行过个案的研究，还没有认真地把香港文学史上这样一些重要问题作为主要对象去研究。我读过卢玮銮教授的著作，她是一个非常热爱香港文学，而且是一位几乎把自己一生精力都用来从事香港文学研究的优秀教授，她的一项主要研究课题是49年以前大陆作家来港活动，光这个课题她就写了一部专著。后来她花了很多时间在做《zhongguo学生周报》等杂志的整理工作。直到前两年我才看到她和黄继持、郑树声两位教授合编的几套香港文学资料，这是非常珍贵的文学史资料。在这以前，这些资料都是大陆研究香港文学的学者的盲点。虽然我在80年代已经接受过卢玮銮教授的指导，并且也逐步接触了这方面资料，但是要整体地把香港文学放到文学史的框架中去研究，这是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我的时间不够，不能用足够的时间把这些问题研究透彻。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地把香港文学定位，然后简单地把它纳入到zhongguo文学史的框架里去论述，我觉得是件不严肃的事。香港在一百多年来的殖民统治下所产生的文学，它的文学规律、特征、审美等跟大陆在“五四”传统下形成的文学史观念不太一样，把这样两种不同的文学观念简单地列在一个框架中，我想会有许多问题出现。至于taiwan文学就更复杂。我可以说大陆今天对taiwan文学的研究还仅仅是皮毛，绝大多数研究者对taiwan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特别是从日据时代以前到日据时代之间taiwan文学是如何形成自己的文学传统，我们还很不熟悉，也可以说几乎是盲点。taiwan也是近几年才陆续披露了大量的日据时代的作家作品，并重新翻译、整理出版。这样大量的日据时代的作品对今天研究taiwan文学的taiwan学者来说也是一个很含混的领域，对大陆学者来说更是一个含混的领域。如果对这样一些基本的文学史实都没弄清楚，如何来写一部文学史？我觉得大陆现在对taiwan文学研究得比较多的是60—80年代的taiwan文学，因为这20多年taiwan在zhengzhi戒严中，文学也可以说是文化专制形态下的文学，大陆学者比较容易理解这样一种背景下的文学现象。而且，50年代末在taiwan文坛崛起的一批作家绝大多数都是从大陆过去的，后来不少人去了美国，成为海外华人作家，跟大陆的接触比较早，意识形态的对立也比较淡薄，大陆学者比较容易研究他们。同时这也使大陆学界在研究taiwan文学时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情况，比较亲近的容易描述，容易研究，但如果把这样几个作家的研究简单地等同于整个taiwan文学史的研究，我觉得也是一件不严肃的事。尤其是现在taiwan，无论是政局还是文学，都出现了一些复杂的现象，如果用一种简单化的，或者用大陆的文学标准去衡量taiwan文学，这样就会出现很多偏差。所以，在对taiwan文学没有完全把握的前提下，我也不敢贸然地把它纳入到文学史的编写。zhongguo当代文学非常复杂，我之所以要把20世纪zhongguo文学史的主要分期定在“抗战”，就是有一个想法：在“抗战”以后，地区文学的独立意识明显加强了。“抗战”以后zhongguo文学非常明显地分成了三大块，一块就是国民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统治地区的文学，这一块文学原来是全国性的，后来由于“抗战”慢慢地退缩到大后方，“抗战”胜利后它又逐渐地恢复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再后来随着国民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的节节败退，到了taiwan，这样一个线索就可以把整个国民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统治地区的文学看作一个整体。第二块就是communistgcd领导下的社会zhuyi文学。这个文学传统是在延安时期逐渐形成的，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而发展到整个zhongguo大陆。但是它没有影响到taiwan，对香港有部分影响。第三块就是我们过去忽略的日据时代的文学，这是日本统治下的殖民文学。殖民zhuyi文学在zhongguo的历史很早，甲午战争后在taiwan就出现了殖民zhuyi统治下的zhongguo文学。随着1930年“满洲国”的成立，1937年后华北等地区的沦陷，出现了“沦陷区文学”。从日据时代文学到沦陷区文学，这也构成了一个非常有特点的殖民时代的文学。这个文学到了1945年随着日本的战败而结束，但是这种殖民文学传统在zhongguo并没有消失，这就是香港文学。100年来的香港文学就是殖民统治下的文学。如何看待殖民统治下的宗主国和被殖民地区之间的文化关系，以及zhongguo本土意识是如何在异国统治下发生、发展的，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只有把这三块地区完整地串起来，才构成一个zhongguo当代文学，或者是20世纪下半叶zhongguo文学状况。我们今天所说的zhongguo当代文学其实只是其中的一块，就是大陆的社会zhuyi文学。而且也不是很全面，至少也没有包括很重要的少数民族文学。如何去研究taiwan文学和香港文学，我觉得首先必须提出一整套整合文学史的观念、理论、方法，然后才能切入到对台港文学的研究。大陆对台港文学的研究这20年时间不算太短，但是对这样一系列基本的学术操作还是比较缺乏，我自己也没有很好地解决，所以，出于没有把握，我没有把它们轻易纳入《zhongguo当代文学史教程》。
    
    李：您在上面的论述中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其中特别提到了我们目前缺乏对台港文学的个案分析。的确是这样，任何宏大的文学史框架其实都必须建立在对作家作品具体的分析上，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文本解读。您的《zhongguo当代文学史教程》在这方面非常有特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se，有大量的作家作品的个案分析，这就引导读者从一个感性的层面切入文学史，从而真正地把握我们文学史发展的脉络。一部文学史如果只是时代背景、运动思潮、作家作品的简单介绍，就无法让读者真正地去体验、理解那个时代、那个作家和作品，到头来只是概念加概念。我们的台港文学研究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还没有做好大量案头工作就匆忙上阵，搭起的可能也就是一个豆腐架子。而且许多著作的论述也是雷同的，原因就是一些学者没有很好地阅读文本。
    
    陈：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我上次到taiwan去，taiwan一个朋友告诉说大陆有一个学者要在那里出版一部《20世纪zhongguo文学史》，书稿到了出版社，出版社说没有taiwan文学不行。他就说：“我马上补几章taiwan文学内容。”这不太简单了！不是说他不可以研究taiwan文学，而是这样轻率地在一部文学史里加上taiwan文学，我很怀疑他的学术工作的严肃性。这甚至可以说是大陆学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学风。真正要有真知灼见地去研究文学史谈何容易。
    
    李；您还谈到新发现的大量日据时代的文学，这无疑是taiwan文学研究者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对这些文字的jiema，也许会改变我们对taiwan文学研究的固有思路。
    
    陈：对日据时代文学的研究，尽管人们的目的不一致，但是作为一种文学存在是绕不过去的。国民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北京zheengffuu机房敏感词屏蔽>dang统治taiwan时期压制日据时代文学的研究是不对的，现在taiwan学术界整理出版这方面的作品非常多。我注意到这些成果，但是我不能完全读懂它们，因为大多是用日文写的。你想，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全部读懂弄通，怎么谈得上去研究taiwan文学？
    
    李：这就要求我们在做文学史的时候必须对每个个案都弄清楚了才行。
    
    陈：我们现在的情况相反，是正因为对每个具体问题没法弄清楚，才去做大而无当的宏观文学史，你想这样的文学史做出来岂不是更不清楚？我经常去taiwan香港开会，有时会碰到大陆一些台港文学研究者被人家一大堆问题问得下不了台，如果是zhengzhi见解的分歧而遭到反对我觉得无所谓，但如果是因为对这些问题根本不了解，那就不应该了。大陆学者所掌握的资料往往只是研究对象提供给他的有限资料。譬如说你要研究我，好，我就给你资料。这怎么行？
    
    李：这个问题现在也还存在。当然比起过去来已经有所改观。大陆的台港文学研究者自己也承认，刚开始的时候“捧”的文章比较多，这主要是为了交流，现在已经有批评的声音了。好的，下面我想请教您另一个问题，您现在一个重要的研究工作是比较文学。您有没有想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大陆和taiwan、香港、海外的华文文学？我觉得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大陆与台港澳和海外的华文文学，是一项比较有新意的工作。
    
    陈：比较文学是一种跨gguuoojiia、跨语言的文学比较。比较文学在欧洲虽然是跨文化、跨gguuoojiia、跨语言的文学比较，但是从文化的根来讲却是同根的。欧洲文学都是从希腊文化和希伯莱文化发展过来的，沿着这一主线看，后来的比较文学也就有了可比性。比较文学最早出现形态就是各国文学史研究，譬如最早出现的《比较文学史》，今天看来就是一部欧洲文学史。因为当时欧洲各国的文学还不太发达，还不能各自构成独立的文学史。同时欧洲各国的文学都是同根的，一个同根的文学传统在欧洲各国发生了流变，比较这种流变，理清这种流变的过程，就是比较文学最初的原意。根据比较文学早期的这种原则来研究海外华文文学，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海外华文文学也是一个同根的文学，而且是同一文字，但是在不同的gguuoojiia。虽然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不长，流变的不那么明显，但是由于它们在不同的gguuoojiia，同样提供了可比性。把各国华文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对象来研究，不失为研究华文文学的一个方法。但这只是比较文学中的一个概念，因为比较文学中还有许多新的内涵。我觉得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视野要扩大，我们现在研究比较多的是从大陆或taiwan到海外发展的作家，他们基本上用的是华文，表现的是华人世界的故事，但是我想随着华人和居住国文化的逐步融合，将来更应该关心的是华人或华裔文学，而不是华文文学。那些第二代、第三代的华人由于从小受的是居住国的教育，他们写的作品也可能是用华文，也可能是用居住国的语言，但作为一个华裔，他们的作品很可能就保留了一种本民族的根，如何从这些第二、三代的华人作品中去发掘中华民族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这也许更有意义。
    
    李：这里就牵涉到三个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华人文学、华文文学、汉语文学。您主要是指的华人文学。也就是说如果用比较文学来研究海外华人文学，等于回到了比较文学本来的意义上。
    
    陈：我觉得从比较文学原来的意义上来研究海外华人文学当然是可以的。我认为世界华文文学这个概念虽然可以提出，但它的历史很短。一般说来，在世界华文文学中，除了zhongguo文学历史悠久外，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历史都比较短，大概也就是一百多年，也就是从华人走向世界，并开始用华文进行创作开始。
    
    李：有将近150年的历史。就是从容闳1854年留学美国开始的。
    
    陈：我们对这段历史还缺乏足够的研究。对这样一个历史比较短暂的文学如何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去研究，是需要实践的。因为时间一短，根和末相差就不大。譬如欧洲文学，从希腊文学到19世纪的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历史很长，根和末之间相差很大，这样的话，这些文学之间的可比性也就很明显。
    
    李：华人文学之间的可比性是比较大的。因为它们语种不一样。譬如有英文的、日文的。同时，即使在同一个gguuoojiia，华人文学与华文文学，它们的表现形态也不一样。我提出过一个想法，就是八九十年代的留学生文学其实就是大陆新时期文学在海外的延续。因为一些作家在出国之前就已经在大陆成名，还有一部分则是接受了大陆的教育。
    
    陈：严格说来，这些作家的作品不能算是海外华文文学。譬如说严歌苓和虹影的novelxiaoshuo，写的都是大陆的事情，包括高行健的作品，虽然说他是法裔作家，严格说来，还是zhongguo大陆作家。海外华人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去研究，至少要有两三代人的时间，他们的生活方式变了，思想观念也变了，语言也变了，这才能考验出中华民族的根在他们身上有没有再生能力。
    
    李：第二、三代作家在东南亚gguuoojiia已经出现。这些作家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他们使用的语言是当地的语言，但是他们尚能接受父辈们的传统，也学习汉语，并用汉语进行创作。由于汉语已不是他们的日常用语，因此他们作品的语言显得比较稚嫩，但是在他们的作品中仍能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他们很认同zhongguo文学，同时也希望zhongguo同行能够认同他们。对他们来讲，能够在那样的环境中坚持华文文学创作，的确不易。譬如在印尼，华人长期受到打压，华文受到排斥，可是仍有华文作家在那里坚持创作。对这样一些作家作品，我们的批评话语可能就要有所调整。
    
    陈：华文文学将来可能只是在使用华文的地区有所发展，譬如大陆、台港澳、新加坡。我感到更应该关注的是华人或华裔在世界各国的文学创作。
    
    李：现在从大陆去海外的作家，无论是用英文还是中文，他们表现的内容是差不多的。
    
    陈：现在从大陆出去的作家能够用外文写作的本来就不多。但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些人在家里受的是华文教育，在学校里受的是居住国文化的教育，写作时用的是外语。这样一些作家是很值得注意的。尽管现在也有第一代的作家用外语创作，但是他们的目的首先是让外国人能够认同，这样他们就不得不迁就外国人的审美趣味，不大可能出现真正的文学佳作。华文文学由于历史比较短，各种文学现象还没有充分展开，目前只能做一些个案的研究，积累一些研究资料。目前我们的学界存在一种不太好的学风，一做研究就一定是文学史，似乎这就很伟大，也容易申请项目经费，可是，如果个案研究没有充分做好的话，这样的文学史做出来往往是假的。
    
    李：我曾经在会上提出过这个问题。后来同行谈到这是一个两难的事。一方面大家都知道不该一窝蜂地写文学史，但是另一方面为了申请项目，因为只有写史，才有可能领到项目。要命是我们很少有人能提出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可是又不甘心做个案这种繁琐的具体工作，一下笔就是史之类的东西。结果写出来的东西大多空洞无物，大可不必去读。
    
    陈：我们现在学术界风气不好，不懂行的人在上面领导学术研究工作，总喜欢好大喜功。个案研究最需要经费，因为资料收集整理出版，处处要钱，却是很难得到项目经费。好象题目一狭小就没有价值，不能申请到项目经费。其实这是不对的，那些动辄写多卷本大部头史的项目，不仅是浪费gguuoojiia大量的资金，更重要的是败坏了一个时代的研究学风。就象过去搞大会战一样，大家都往大项目上冲，目标就是争夺这点有限的项目资金，结果学术带头人都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项目大而无当，没有真知灼见，不是你抄我，就是我抄你。90年代大陆学术研究风气之大坏，正与这种不良引导有关。我觉得，大陆学界真要认真研究台港文学，目前首先需要做的是列出上百个个案，譬如一些文学事件、重要作家作品等，对这些逐一设立gguuoojiia项目，进行深入收集出版资料和理论研究。大陆现当代文学研究之所以繁荣，与在80年代打下很好基础分不开。当时社科院出了两套研究专集，每套是100多本，就是每个作家做一本。尽管这个工作最后没做完，但它毕竟开了一个好头。我们这些学者当年都是做个案研究的，我是做巴金研究的，许子东研究郁达夫，王晓明研究沙汀、艾芜，凌宇研究沈从文，钱理群研究周作人，汪辉研究鲁迅，刘纳研究五四运动，赵圆研究边缘性的10位作家……，然后再一个个串起来，搭出框架，做文学史的研究。可是现在很少有人这样做。台港文学研究现在讲来讲去就是那么几个人，余光中、白先勇、陈映真等。
    
    李：就是在这样一些作家中，除了对白先勇的研究比较充分外，其他研究也是不充分的。大陆的确存在资料搜集困难的问题。台港文学研究已经20多年了，去年开会，大家仍然提出资料问题，希望能够资料共享，因为目前是个人收藏的资料比图书馆的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匆忙写文学史，确实很不成熟。
    
    陈：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真是很难弄明白历史问题。譬如说，香港当时的报刊现在都很难找，这些问题如果不弄清楚，我们怎么写文学史？文学史都使用判断语，一个错了，底下就跟着都错，这是很有害的。香港文学中的很多盲点，大陆人很难研究，最好是香港居住的学者自己来做。同样说“美元文学”，我们至今没有一本专集是专门讨论“美元文学”的。那些刊载“美元文学”的杂志我们都没有认真整理、研究过。再譬如大量的框框杂文，是研究香港文学不可少的重要现象，但那些报纸都是随时看随时丢的，这怎么研究？
    
    　
    
    李：框框杂文恰恰又是香港文学的一大特点，也可以说框框杂文的发达使得香港文学很不同于大陆和taiwan文学，如果不谈框框杂文，等于没研究香港文学。
    
    　
    
    陈：香港文学主要不是精英文学，而是大众文学。大众文化的特点就是泡沫，一面浮现，一面消失，因此这只有人在其中才有感性认识。我们生活在异地的人，又隔了几十年是很难看得清的。我们现在对香港文学能研究的也只能是精英文学，因为精英文学都有文本可依。但要做香港文学史谈何容易。大量的流行读物，读都读不过来。做大陆文学史，可以不谈通俗文学，因为它精英文学强大。但是香港文学如果不谈金庸、梁羽生、亦舒等，就不行。
    
    李：说到金庸，这也是一直炒得非常热的一个话题。无论是批评者也好，赞扬者也好，我觉得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缺少一套对应武侠novelxiaoshuo的批评话语。人们习惯于用现实zhuyi的理论去研究武侠novelxiaoshuo，这就必然会出现尴尬滑稽。
    
    陈：zhongguo文学研究最缺的就是理论，所以我们一直在向外找理论。从现实zhuyi理论到后来的结构zhuyi、后现代zhuyi理论，都是引进的。我们的学者花了很多时间引进西方文艺理论，这对开拓我们的视野是有好处的。但反过来说，西方的文艺理论能不能解决我们zhongguo本身的文学现象，是值得怀疑的事情。因为zhongguo文学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又处在一个特别复杂的文化环境中，它的文学现象的出现是和这个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今天很少有人能够从自己的生活中提出问题，并上升到理论高度来解决问题。我们通常是学了一个西方理论，然后来套zhongguo文学，譬如金庸的武侠novelxiaoshuo是大众文学，我们马上就用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来套。当然也能套，但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就是zhongguo文学研究长期上不去的原因。zhongguo学者现在似乎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对zhongguo社会缺少感性的切肤之痛，其思想都是从西方找来的。不是说不能找，但是如果完全拿来解释zhongguo文学的话，结果是把zhongguo文学变形、扭曲，达不到真正解决zhongguo文学问题的目的。我在做zhongguo当代文学史之前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来做个案研究，就是想从中提出理论问题。譬如我提出的“民间理论”、“战争文化”等，当然不能说里面没有西方理论的影响，但我着眼的是希望能够从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现在我们缺少的就是理论武器，无论是对大众文学也好，台港文学也好，我们还是用原先自己的一套话语，要不就是搬来西方的一套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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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我们用自己的话语去解释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结果弄得人家并不高兴。因为它无法说到点子上，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再把话题拉回到香港文学上来，想请问一下您对香港文学的总体看法。
    
    陈：我曾经尝试用“现代读物”的理论去解释香港文学。香港文学在50年代基本上还是大陆文学的延续，受大陆文学的影响比较大，分左派右派。70年代后，随着大众消费市场的确立，读物的概念出现。这种现代读物的出现可以说是香港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现代读物包括文学和非文学的作品，也包括所谓的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作品。但读物和文学作品不完全一样，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消闲品。读物有很多层次，最高的是文学艺术，就是在这个层次里，也包括金庸的武侠novelxiaoshuo、倪匡的鬼怪novelxiaoshuo、亦舒的言情novelxiaoshuo等等，这些作品仍然是读物。读物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只是带有文学性。同时也有低层次的读物，譬如日常生活指南、文化类读物、梁凤仪的novelxiaoshuo等等，它们可以放在超市和化妆品之类一起卖。再低一点的就是星相八卦、seqing刊物等。读物是为了满足读者阅读的需要，各层次的读物可以满足大众不同的需求，但是它们都不是我们讲的文学作品。好的读物和文学有关系，具有较高的文学审美功能。我是想对这个现象进行深入研究的，因为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就可以解释许多香港文学现象。譬如刚才说的框框杂文，当然不能和鲁迅的杂文相比，但它的内容比较广泛，有马经、社会闲事，也有知识分子的人文思考。
    
    李：香港文学是比较典型的都市文学，由于它本身没有农村，又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就zhongguo文学来讲，香港文学是以其都市化的特点立在其中的。
    
    　
    
    陈：香港一直是一个国际化的都市，世界各国的文化都可以在香港留下痕迹，就开放性和世界风来讲，香港文化是比较前卫的。这不能只看novelxiaoshuo，因为文化是多层次的。香港的戏剧发展很快，而且很好，有各种各样的戏剧形式。香港因为经济发达，必然会出现两端。一端是随着现代都市的产生，越来越有一种现代精神，另外一端就是随着现代都市文化的出现，养成了一大批市民阶层的读者，因此必须为市民阶级的读者服务，这就出现了现代读物。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对香港文学就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李：说到香港的戏剧，就要说一说香港的电影了。作为大众文化的一门，香港的电影成就是比较大的。可是我们对香港电影的研究是很不够的，也许是因为缺少文学剧本的缘故。
    
    陈：在当代文学中，电影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还有象香港的流行歌词，香港文学最初对大陆的影响就是从流行歌词开始的。流行歌词也是一种文学，把它们排斥在文学之外是错误的。宋词在当时就是流行歌词。许多现代歌曲，把曲拿掉，就是诗词。我在《zhongguo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就有一节专门谈流行歌词，把崔健的《一无所有》放进去了。当然他是比较精英的作者。框框杂文、电影、流行歌词这样一些比较边缘性的文学正是香港文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如果对这些领域不清楚的话，仅仅把眼睛盯着香港小部分的精英文学，是很不够的。
    
    李：您去过几次taiwan，和taiwan作家的接触也比较多，您对taiwan文学的总体印象是什么?
    
    陈：我对taiwan文学的兴趣也是从文学史研究出发的。但是如何进入taiwan文学研究领域，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不能用想象的或主观的个人爱好去进入。有鉴于大陆对taiwan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作家上，所以我的研究避开了taiwan文学研究的热点，我想从一些比较冷门的、大家不太重视的作家作品开始研究，希望能够借此揭示taiwan文学的丰富性。我比较关注50年代的反共文学，我在taiwan的旧书店里基本上把一些重要的作品版本都找到了。我关心的第二个问题是60年代西方现代派文学刚刚被引进taiwan的时候，那些先驱性的现代作家。这些作家在taiwan也几乎被遗忘了。80年代末我在香港的《大公报》开过一个专栏，叫《自己的书架》，其中有一辑是专门讨论taiwan文学的。其中有象王尚义、吉铮等都很早去世，又不太为人重视的作家。近几年taiwan文学比较活跃，一些边缘性的文学现象非常令人注目，所以我现在更多是在关注那些比较另类的文学作品。我做过几个个案的研究，譬如taiwan同志文学，我抓了几个比较典型的同性恋作家来考察taiwan同性恋文学发展的过程。我还研究过taiwan的海洋题材文学，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海洋文学其实不仅仅是文学问题，还上升到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的问题。我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文学现象作了自己的表述。再早一点我还做过taiwan科幻novelxiaoshuo和新生代文学的研究，我关注的都是人们一般不太关心的问题。最近我正在研究舞鹤的作品。他的作品有对另类文学的反省和批判，是站在更加极端的立场，走得非常前卫。总体上说，我觉得文学创作中的异端现象，taiwan发展得比大陆好，无论是对社会批判的深度、自我解剖的深度还是艺术的创新程度，都远远地超过大陆。90年代的taiwan文学形态和大陆文学差不多，可以称之为“无名文学”，它不象以前的文学，有强大的“共名”意识，有明显的思潮流派。
    
    李：您的这些研究确实填补了taiwan文学研究的空白。在今天的谈话中，我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要加强个案研究，逐一消除盲点，更接近台港文学的真相，这样才能写出真正的台港文学史。
    
    陈：是的。我倒是希望今后的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能够每一届都拟订一批个案研究主题，一个个来研究、解决。当我们把每个问题都弄透彻了，再来搭文学史的框架，就扎实了。
    
    李：由于时间关系，尽管意犹未尽，还是不多打扰您了。谢谢!